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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知青岁月

详细内容

第一篇:《我们的知青岁月》

我们的知青岁月

------------纪念上山下乡四十周年------------

时光如流水,弹指一挥间。上山下乡、插队农村的“知青”生活己经过去了四十年,不知有多少人还能够回忆当年的“知青”生活。我们——当年“知青”大家庭中的一个组成部份,却对那一个历史时期有着较深的回忆,有痛苦,也有幸福;有忧伤,也有欢乐;更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感在其中。“知青”生活带给我们的是一段难以忘怀的人生经历,也是我们踏入社会迈出的第一步,是人生中的一个起点,让我们从这个起点开始吧:

一九七O年十一月十六日是我们一生都难以忘怀的日子,在那全国山河一片红的时代,以“老三届”为主的“知识青年”群体,怀揣懵懂青年的热情,高呼着“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革命口号,由铜仁城区几所中学初中的往、应届毕业生组成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团队,分别乘上了十几辆满载男女青年学生的汽车,响应毛主席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号召,告别家乡和亲人,奔赴到石阡县的石固、龙塘、白沙、本庄、乐桥等人民公社所属的生产队落户当农民,经过一天崎岖山路的颠簸,傍晚时分到达离铜仁三百余华里的石阡县城,县”知青办”招待了简单的晚餐后便安排全体学生在石阡大会堂的木椅和地板上休息了一晚,十七日上午开了一个简短的迎送会后,同学们就各自奔往插队落

户所在的生产队。当天中午我们乘车到达了离石阡县城一百二十华里的本庄公社所在地——本庄镇。当时本庄街上刚遭遇一场大火灾,滿地残垣断壁,一派凋零,本来在闲天就非常冷清的街上,显得更加凄凉,我们的到来,就象一股春风,猛然间,萧条的街上来了这样一群年轻的学生小伙子和俊巧姑娘,街上顿时热闹起来,纷纷围上来打听我们的行踪。本庄公社的知青共20人,分别落户在5个生产队。我们一行五人(三男二女)是最后一个离开本庄街上的知青队,随着生产队的村民从本庄街上向东约走6华里的山间小路就进入我们新家所在地——本庄公社黎坪大队沙湾生产队。我们临时的家就在进寨小路的途中,一幢三开间的木质二层小楼,楼上是生产队办公室,楼下粮食仓库,暂时腾空二楼两间房屋安排我们住宿,男女生各一间。门前是一个大坝子约一亩地左右,用三合土浇筑,是用来晾晒稻谷、小麦和油菜籽的。坝子的西侧临时搭了个棚子作为我们的伙房。

我们的新家-------沙湾生产队座落在一座海抜1200米的大山——马耳朵山脚下,生产队得益于千工堰水渠的水滋养,灌溉靠它,人畜饮水靠它,盥洗靠它。全队以稻田为主,而稻田又以梯田为多。旱地很少,分布在蛇皮山、冈家沟、土地脑以及马耳朵大山的半山腰以下的几个地方,主要栽种玉米、红苕。水田一般大季种水稻,小季种植以油菜居多,小麦极少。生产队的副业收入来源主要靠挖煤卖煤、卖水牛、烧砖瓦、卖树木和卖粮食油菜杂粮。我们所在的生产队是本庄区的粮油主产区,在当时的那个

年代算是个“富裕”村了。

我们六个知青(老哉十二月来的)都来自铜仁中学,男生中老三、老哉、大毛是小学同班同学,老三和老二是中学同班同学,女生大梅和小勇来自不同的班级,按年纪排轮依次为大梅、老三、大毛、老二、小勇、老哉。这是一群十七八岁还在初中读书的学生,经过小学毕业到初中毕业的四年无政府状态的“文化大革命”,又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來到农村,在这里我们将挽起裤脚,扛起犁耙,放下城里学生的架子,认认真真向“贫下中农”学习,领悟春播、夏锄、秋收,冬藏的真谛,学习各种农活,劳其筋骨、冻起肌肤,树立老老实实做事,忠忠厚厚做人的人生准则,“改造非无产阶级思想、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我们这一个特殊年代临时组成的特殊家庭将在远离家乡四百多里的异域他乡的农村与全国千千万万的同样的家庭一样无期限艰难的运转和生存着。

农村生活首先是从学习和解决吃饭等生活问题开始。因为大家要吃饭要生活就必须学会砍柴、煮饭、炒菜,洗衣、缝被子、做家务以及持家过日子。离开父母一切靠自已,好在来的同学们在家时并不都是些懒汉和小姐,每人都有自已的特长。一般女生都会煮闷锅饭,炒家常菜,男生会做一些砍柴、挑水,烧火的事情。不时会有一些热心的大嫂大姐、大哥小弟们来我们住处,指教一些简便的如蒸甑子饭,做腌菜等生活技巧,使我们的生活逐渐融入到农村普通家庭中。

真正像农村人家一样生活,是一九七一年生产队专门给我们盖了新房子后,那时我们喂了猪有了菜园子。新房子共三间,男生一间,女生一间,还有贮藏室一间,左侧为猪圈厕所,右侧盖有厨房。新房子在寨子右侧沙沟旁,背后是一座长滿柏树的小山,左右不远都是村民住家,门前是条溢洪沟,还有一条水渠,渠上架有一渡槽,渡槽中流着千工堰清澈的水,挑水用水很方便,夏天我们就在堰沟中洗澡。门前有四五十平方米的坝子,一半种菜,一半平整为院坝。由于住在寨子中,左邻右居往来更频繁,年轻人晚上常来聚会吹牛,唱歌和聊天、下棋、打扑克,有时也在一起打个平伙,不时也有中老年人和相邻的乐桥公社沙子湾的村民过来玩,同时也把年轻的媳妇和姑娘们吸引来了。我们那里就好像农村文化中心一样,吸引着周围那些渴望文化娱乐,寻求精神刺激和猎奇世界的村民,一些老年人曾说“知青是个宝,群众离不了,带来新鲜事、欢闹半个天”。那时候生产队办了夜校,知青是老师,搞了农村科研小组,知青是骨干。把一些尚未安排有知识青年的生产队撩拨得往公社去要知青。

农村生活与城市生活不同,由于没有电灯,我们都是用自制的煤油灯照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是我们每天亘古不变的劳动时间,经常天黑了还在回家的路上,吃了晚饭巳经九、十点钟是常事,特别是农忙季节。沒有星期天,沒有节假日,只有农忙和农闲。农忙男女劳力轻伤不下火线,知青也一样。比如栽秧季节一干就是半月二十天,每天早晨天未亮要扯100个秧子才能回家

吃早饭,吃了响午又耍扯100个秧子并栽完才能回家。基本上是天黑下来才收工(约傍晚七八点钟),农忙时一天吃四歺(早饭八点左右、中饭十二点、响午四点、晚饭八点以后),农忙吃菜很随便也简单,一般是早饭时炒一大盆西红柿和碎碎辣椒,少油多放盐,可以吃到响午那歺,饭除了早晚是热饭,其余两歺是冷菜剩饭。农忙季节是很累很累的,栽秧时由于一整天都是弯着腰,右手手指要不断插进田中泥巴里,每天累得腰杆直不起,手指起倒签,腿上的汗毛都被田地里的泥巴磨擦得一根不剩。好在人年轻睡一觉第二天恢复如初。农闲时则可以玩一玩。但农闲分夏闲、秋闲和冬闲。夏闲、秋闲就是每一个农忙季节后的短暂闲暇时段。如夏闲时段主要有栽秧上坎后的大小端午节,秋闲时段主要为稻谷抽穗至成熟收割期间。夏闲和秋闲期间我们会洗衣被,砍柴,还能去赶集,有时也到各知青点去串门子,逢生产队某家迎娶媳妇或嫁女也去帮忙湊热闹,有时干脆休息看书读报听广播。冬闲主要是忙过年和玩农历正月。当然也抽空结伴到附近的景点去采风探秘,如到河闪渡领略乌江大河的奔騰,去神仙洞探秘土匪盘据地险峻和隐秘,回忆解放军攻洞时情形。赴茶溪享受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美景,更少不下到石阡古城参观红二、六军团指挥部旧址——天主堂,到城南温泉泡澡,去狮子桥一带吃石阡名小吃——绿豆粉。

学做农活比家庭生活难得多,比如割田坎、上田坎、薅草薅秧、犁田犁土、使喚耕牛、栽秧打谷、除裨选种、杀虫施药等、

第二篇:《叔叔讲述的知青岁月》

叔叔讲述的知青岁月

1975年盛夏时节,华夏大地一年一度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再次演绎,这是古今中外历史上都难逢难遇的大事件!

记不起在什么书上看到了这句话:每一代人都会无比怀念自己的青春,即便它是艰辛的岁月。

回想36年前的七月,作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的一员,我把自己的美好青春永远留给了那段难忘的知青岁月。

那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波及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的每个角落,牵动了千百万个家庭,几代人的情感。“文革”中就放下了书本,离开了课堂的毕业生,告别城市,奔赴农村,怀着燃烧的激情,将自己青春的汗水洒在了农村、边疆、草原,从此开始了知青生涯。那是我们这一代人从幼稚走向成熟的最重要、最难忘的时期。

当时哥哥正在部队服役,弟弟妹妹还很小,家里长辈说都是下乡,能不能离家近点儿,然而我血气方刚,不屑一顾,说离家近了,离毛主席远了。最终我去了距县城较远的公社插队,从此,走进了那所乡村大学。开始了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因为,在农村的广阔天地里可以大有作为„„

卡尔维诺说:“人与人的生命质量不可能同样厚重。”是啊,现在我们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自由,但是从来没有选择成长年代的自由。知青是一个时代的产物,作为那个年代生人的一分子,我别无选择地走进了知青队列,不幸的同时,更觉荣幸之至。因为命运把人间的酸甜苦辣浓缩在一个舞台上,让我们的人生畅想曲提前拉开了帷幕,这是现在的年轻人所不能有的。虽然那个年代渐行渐远,知青一代也早已两鬓飞霜,风华不再,但是我们的青春容颜已经永远驻足于那片黑土地并幻成为一望无边的麦苗和金秋里丰硕的果实。

当年只有18岁的我,还是一个不谙世故的毛头小子。可我清楚的记得,那天我和同伴们挤在一辆驶离县城的“解放牌”汽车上,那一刻,我满怀着战天斗地的志向,无限憧憬着那即将开始的新生活。“我们年轻人有颗火热的心„„”豪迈的歌声洒满征程。

回望36年前的人生起步,我赫然发现,有关“知青”的字里行间有两个字熠熠生辉——真诚!

那时的知青们,就像列宁所形容的那样:“单纯得就像真理一样。”对党怀着一颗赤胆忠心,党指向哪里就冲向哪里,萦绕脑际的是生为毛主席而战斗,死为毛主席而献身的誓言。上山下乡有天大的困难,也不用老师到家里去做工作,打起背包就踏上了革命领袖指引的道路,伴随浪漫心弦的理想和义无反顾的情怀离开城市。现在想起来,还是那样铭心刻骨,让人热血沸腾。我想,那种真诚的情感和献身的精神,应该永远成为我们对人民、对事业锲而不舍。知青到农村插队落户,短则数年,长则十数年,即便在穷乡僻壤、荒野山村,青春依然散发出至纯至美的气息。知青这个群体确实对农村的各项建设发挥过重要作用:一个小小的村落,一下子来了那么多城里的中学生,可以说是把当时的农村文化生活推进了一大步。那时候很多大队都有文艺宣传队,知青都是主力军。知青们带领社员学文化、编排文艺节目、练秧歌,打兵乓球、篮球,民办教师等都是以我们知青为主体,当年,农村里的好多大队干部、生产队长、会计、“赤脚”医生都是知识青年。

我在农村干了近四年的时间,这四年时间都是“顶着星星走,踏着月色归”。在无边的田野里,我们经历了春播、夏锄、秋收、打场这个农业生产的全过程,农活几乎干遍了。还挑过粪桶淘厕所,起圈拉土积粪肥,肩拽大耙搂烧柴,和泥叉墙淘水井,草甸驰骋放过马„„那种鲜活的场面,可能是我今生今世再也难遇到的情景了。当我们走过泥泞坎坷的田间小路,看着那黄澄澄的玉米、红通通的高粱,金黄色的谷穗,就深深地理解了什么叫“汗珠掉地摔八瓣”。

1977年,我们插队的地方,遭遇了少雨干旱天气,导致秋后粮食欠收,10个工分仅勾到

0.8元,相邻的一个生产队更惨,干一天只能拿到0.14元,社员自己说一天挣不上一盒0.15元的“握手”烟。没办法,冬闲时节只好到镇里去“拉脚”。上山下乡,使我懂得了劳动最光荣的道理。虽然我把人生最美好的青春时光留在了第二故乡,但是,我的生命华章也从此在那里唱响。所以,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都对那段特殊经历无怨无悔。

逝去的那段已经绝版了的集体户生活,曾是插队知青们演绎人间真情的青春部落。在知青父母所在系统组户的时候,一些少男少女就带着互相欣赏、默契地走到了一起,到农村安营扎寨。当漏雨的茅屋、粗陋的饭食、繁重的劳作接踵而来的时候,各种复杂的心态也悄然萌发。在集体户里,有过收获的喜悦,也有过颓唐的苦闷,更有过失去理智的“武装冲突”。记得那是一个冬日的下午,干的是刨粪的活儿。我正刨得起劲儿,一镐下去,没注意一个男生正在前面用铁锹撮粪,镐尖顺势刨到他的棉大衣前下襟,一下子就把棉大衣撕开个大口子。我当即惊出一身冷汗,可我那临铺的兄弟却只是轻松一笑,就像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一样,埋头继续手里的活计,我却呆愣了好一阵子才缓过神来。而当年内心的那份歉意始终萦怀,那是知青之间相互患难与共的理解和担当。集体户里每每都是互助互帮,干活时,当男生铲到地头后,就会去再接一接还没有到头的女生;当女生把小菜园里的嫩黄瓜、鲜柿子送到男生手上,或帮男生洗衣服,相互之间还会产生不少遐想。在合伙的劳动和生活中,一些男女知青之间产生的那种朦朦胧胧的情愫,每每总是值得吟味的。

如今,我们这一代知青大多数都成了城里的退休族,是“知青”这个当年曾经风行一时的时代名词,成了我们迅速沟通的“密电码”。即便没有在一个县、一个公社、一个乡村、一个集体户里相处,碰到一起,照样是心心相印。知青们见面后的互相问候都非常简洁:“你哪届?”“75,你呢?”“76。”“你在哪里插队?”“大安,你呢?”“乾安。”无需再多说一句,彼此的心已经贴得很近很近„„

近年已有为数不少的“知青朋友”回到自己当年插队落户的地方,或偏远的乡村,或祖国的边疆,他们或结伴而行,或携妻带子同往,为的是找寻自己青春的影踪,更多是要重温当年老房东亲如父母般的关爱,畅叙生命中那些温馨善良暖人肺腑的场景。为那段难忘岁月续上永久的追念。我们的子女能够理解父辈当年的爱恋、苦痛和久留心底的那份思念吗?随着时光的流逝,我们应该用心将那一份真诚珍藏起来,传承下去。任何一个时代都需要有知识的青年,这样才能把我们的家园建设得更加美好。我想,年轻人应该多与父辈们分享他们在艰苦奋斗中的成长经历与感受,那一定是社会进步的宝贵精神资源。

“青春的岁月像条河,岁月的河啊汇成歌。”知青岁月,那是我们一生中难以磨灭的印记。

第三篇:《习近平7年知青插队岁月》

习近平7年知青插队岁月:村民称没听其叫过苦时政新闻经济观察网张延龙2012-11-191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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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知青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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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底,毛泽东发出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北京形成上山下乡运动高潮。1969年初冬,16岁的习近平来到陕北的延川县,开始了他的7年知青插队岁月。

90年代编订的《延川县志》记载,1969年1月23日,北京1300多名知识青年来本县落户插队。知识青年们搭乘知青专列,从北京驶往陕北,一天一夜后,抵达陕西铜川站,然后换乘汽车,穿越黄土高原上的千丘万壑,来到延安,继而被分配到各县、镇、村。

北京知青吴乃华在《我的知青岁月》中回忆说,这一路,“全是土路,一辆接一辆汽车行驶在陕北的塬上,扬起了漫天的黄尘,人人都是灰头土脸”。从铜川到延安,大约有200公里左右的路程,习近平先到延安,继而被分配到距离延安80公里左右的延川县,最后,到了文安驿镇。

文安驿镇坐落在延川县和延安市之间的山岭中,古时曾设文安县,隋朝撤县并入延川县后,又一直设驿站,遂称文安驿。

78岁的石玉兴,当时是梁家河大队一队队长,他向本报回忆说,社员们吃过早饭就出发了,赶着毛驴车,带着孩子,沿着山路赶了大约两个钟头,到了文安驿公社大院,看见了“一群十六七岁的小伙儿和姑娘”。“文革”期间,先后有两万八千名北京知青来到当时的延安地区插队,其中大部分人是1969年初来到延安地区的各个县农村的。当时延川县接纳的千余名北京知青,全部来自海淀区,这其中的很大一部分还是清华大学附中的学生。

公社已把名单提前分好,各大队支书根据单子招呼分到自己村的知青,点名确认后,社员帮助知青拿箱子铺盖行李,知青跟在社员后面回大队。石玉兴和社员们带着15名知青回到梁家河村。

回到村子,习近平被安排住到村民张侯娃家院内,当时,住在1号窑洞内的知青,分别是习近平、雷平生、王延生、戴民、杨今生、佟大民。如今,这座院子仍保留着当时的原貌,院子坐北面南,背靠着一座小山丘,东侧有一棵槐树,由西向东分布有三孔窑洞。窑面上题有“为人民服务”,两侧竖读“自力更生、奋发图强”,落款为1970年。

在当时,延安广大农村仍然是“毛驴驮水,牛耕地;煤油点灯,粗布衣”,有时候甚至连饭都吃不饱。窑洞里没有木板床,只有一盘土炕,很多人挤在一起。与黑龙江、内蒙古、云南等地的兵团知青最大的不同是,陕北的知青基本是“撒”在延安山沟里的,有的村子四五人,多的十几人,延川籍的延安大学文学研究所所长梁向阳说,“这些知青接触到中国最贫穷地区的真实情况,而不像兵团知青那样始终是一个相对封闭的整体,与百姓没有更深切的接触。”没听他叫过苦

当被问起对习近平的第一印象,石玉兴说,“有知识,爱读书”。帮知青搬行李的那天,曾发生过一个小插曲,让村子里的老人至今印象深刻:有位社员率先挑了一个小箱子,结果路上歇息时,发现他搬的箱子比其他人都沉,一度好奇“里面是不是金元宝”。

后来才证实,那个小箱子是习近平带的,里面全是书。

但是,知识青年们来到农村,首要任务是劳动。延安方言中,把劳动叫做“受苦”,与平原地区不同,黄土高原上山多、地少、缺水,耕作条件分外艰苦。来到梁家河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习近平在村里的基建队劳动,基建队的主要任务是打坝淤地,石玉兴说,习近平的工作是铲土。

在黄土高原上,平地是珍稀的资源,《延川县志》显示,全县地面倾角15度以下的平缓地,仅占土地总面积24%左右,25度以上倾角的陡坡地占土地总面积接近60%,地形复杂,大量农耕地位于河道、沟壑的坡面上。

而按照统计,倾角25度以下的平缓地,粮食亩产量一般在150公斤~300公斤,而倾角25度以上的陡坡地,由于重力侵蚀活跃,水土流失严重,亩产量仅为20~30公斤,基本不宜耕作。

从上世纪50年代末开始,陕北地区开始大面积进行土地治理,主要内容是在山坡上平整梯田,以及在沟道中打坝淤地,即打淤地坝从沟道两侧山体铲土,填入沟道,同时在沟道中用泥土打坝拦截汛期洪水,淤地、漫平、造田。陕北民间流传:“宁种一亩沟,不种十亩坡”、“打坝如修仓,拦泥如积粮,村有百亩坝,再旱也不怕”。{我的知青岁月}.

打淤地坝是艰苦的工作:从山上铲土、填沟、修坝,全部要依仗人力。石玉兴说,一开始,北京知青们干活并不行,习近平2000年接受《中华儿女》专访时也曾透露,自己年龄小,开始干活很随意,还曾临阵脱逃回过北京。

在当时,习近平从父母处得到的唯一好处,就是遗传了一副强健的体魄,很快,他就适应了农村的艰苦劳动。村民们回忆,当时习近平穿一件蓝色的旧棉袄,农历二三月,陕北冰雪初融,他常常卷起裤管、光着脚,站在冰水中打坝,“手上磨得都是泡,没听他叫过苦”。

在2003年,习近平接受央视《东方之子》专访时,回忆了那段岁月:“一年365天,除了生病,几乎没有歇着。下雨刮风在窑洞里铡草,晚上跟着看牲口,还要去放羊,什么活都干,到后来扛200斤麦子,十里山路不换肩。”党支部书记

2005年,时任浙江省省委书记的习近平曾接受过延安电视台《我是延安人》栏目采访。他说他当年在延川农村插队,是过了“五关”的历练:跳蚤关、饮食关、生活关、劳动关、思想关出人意料的是,第一关不是劳动、思想,而是小小的跳蚤。

他说,“当时跳蚤搞得我们痛不欲生。我皮肤过敏,跳蚤一咬就起水泡,水泡破了就是脓包,全身长疮啊,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严重到我们把六六粉撒到床单上睡觉,否则治不住跳蚤。三年以后没事了,硬扛过来了„„”

在当时,陕北农村,人们除了每年夏天在村前小河洗上有数的几次澡之外,一年四季几乎再也洗不到澡,虱子、跳蚤等寄生虫根本无法消灭。最后,“虱子多了不痒”,知青们慢慢习惯了这种生活。

即使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习近平也没有忘记不断读书。在石玉兴的记忆中,习近平经常在煤油灯下看书,“都是砖头厚的书,有时候吃饭也看”,村民们都觉得他是个“爱学习的好娃”。

经过艰苦的劳动锻炼,1974年,习近平加入中国共产党,据习近平的入党介绍人、梁家河村农民党员梁玉明回忆,他介绍习近平入党“完全是因为习近平本人表现好,踏踏实实干,有想法,能团结群众、团结队干部”。

2003年,福建省外大学校友会等机构编撰《福建博士风采》丛书,首卷入编习近平等381位博士的文章,所收录的习近平自述说,“回想我刚下乡的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