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电影影评法律知识
详细内容
篇一:《亲爱的影评》
《亲爱的》影评
电影《亲爱的》自从上映以来，一直是口碑与票房齐飞，在赚足了观众眼泪的同时也吸引很多人关注拐卖儿童的问题。从《归来》到《亲爱的》再到《黄金时代》，华语片终于在商业片兜兜转转那么久之后，回归文艺片时代。而《亲爱的》这部电影又是这批文艺片中的佼佼者，而我也是那无数被感动的观众之一。在开始说这部电影之前想要先说说导演陈可辛。这位导演的作品看的并不多，真正完整看过的只有《中国合伙人》和《亲爱的》这两部电影，不可否认，《中国合伙人》给我留下的好印象是吸引我去看这部片子的原因之一，但是我觉得从创作的深度来说，《亲爱的》远超《中国合伙人》。我很喜欢一句对陈可辛的评价“一个从美国好莱坞回来的‘ABC’可以深刻的拍出一部中国式的电影，这本身就是一个成功”。如果说《中国合伙人》还是偏向商业的一部电影，那么你在《亲爱的》这部电影里看不到任何商业的影子，它就是在说一个故事，说一个我们知道却又甚少关心和重视的社会问题，说说亲情和人性，社会和家庭。
看电影之前，我知道电影的主题是一个关于拐卖儿童的故事，但是我以为它只是想表达对被拐家庭的同情和对拐卖儿童的谴责。看完电影之后，两个人物给我带来惊喜，一个是赵薇饰演的李红琴，一个是张译饰演的韩德忠。如果没有这两个人，这部片子只是一个感动之作，加上这两个人物，整部片子有了对人性和社会的思考与批判，它不仅仅是感动之作，而是理性之作，深思之作。先说李红琴，朴实的农村妇女，朴实到用心抚养两个和自己没有一点血缘关系的孩子，朴实到为了得到孩子的抚养权放弃一个女人的自尊和贞洁去换来丈夫工友的证词，朴实到被自己的丈夫欺骗说自己不能生育却在结尾知道自己还能生育的事实。作为罪犯的妻子，尤其在被拐孩子找到亲生父母之后，她没有任何权利和理由去争取孩子的抚养权，可是在看电影的时候，又是多么同情这个可怜的朴实女人，多么希望有个孩子能够回到她的身边，不枉这三年多的悉心照顾和母女（子）情深。原来，拐卖儿童所带来的伤痛不只是对孩子和被拐家庭，养孩子的家庭也是一样的不舍和无奈。除了人贩子，这场关于孩子的交易中，三方都是受害者，我们不能责怪孩子的父母的粗心，也不能批评孩子们的轻信，更不能对养孩子的家庭持全面否定的态度。有人说“没有买卖就没有拐卖”这句话没错，可是有没有想过，也正是有了拐卖才会给买孩子的家庭有了这样的机会。对以李红琴为代表的买孩子的家庭，我是一个复杂而矛盾的态度，他们的存在确实使被拐孩子和自己的亲身父母分离或是隔阂，但是他们却又真真切切的爱这些孩子，给予他们不亚于亲身父母的爱，所以这就是人性的复杂吧，魔鬼与天使并存。我不知道该如何评价李红琴代表的这类人，导演给了我们一个开放式结尾，让观众自己评价。但是我知道，拐卖儿童的行为一定是要严厉打击和惩处的，只有法律够严厉，人贩子才不敢将孩子像牲口一样贩卖。我同情李红琴，却更尊重韩德忠。当看到他对失去孩子的父母们说着“鼓励鼓励”的时候，突然想到了传销组织里也是通过这样的口号进行洗脑，不禁笑出声。但转念又想，寻找孩子的路是多么漫长，中国那么大，在偌大的中国寻找一个被拐卖的孩子无疑是大海捞针，这样的洗脑口号给这些父母带来坚持下去的希望，人活着最重要的就是希望，在找寻孩子的这条路上，最大的动力也是希望。可是现实却和韩德忠开了一个最大的玩笑，他是组织里最充满希望的人，可最终找回的却不是自己的孩子。“我付出了那么多的努力，可偏偏找到的却是你的孩子”多么大的讽刺，终于他坚持不住了，放弃希望了；曾经他是最反对再要孩子的那个，可最后他却是第一个要第二个孩子的那个。这就是人性的复杂，人可能会变成曾经自己最讨厌的那个人，做自己曾经最讨厌的事；
这就是世界的不公，在那么多努力之后，依旧可能是在为别人做嫁衣。我们不能去指责韩德忠的出尔反尔，从某种程度来说，我反而是尊重而敬佩他的，他为找回其他孩子做出了太多太多的努力，那些父母也是在他的鼓励下坚持寻找孩子。但这个寻找孩子的组织里，一直是他为别人付出，可别人有为他做了什么呢？人的本性是自私的，终有一天他会烦，会厌，会问自己为什么要付出那么多。而我们要思考的是，是什么让他失去希望？
洋洋洒洒的一千多字，记录我对这部电影的感受和思考。这确实是一部感动之作，不然不会有那么多人红了眼眶，湿了双眼，花了妆容；这确实是一部诚意之作，不然赵薇不会全程素颜出演，黄渤不会倾尽所有的痛苦的感情；这确实是一部优秀之作，有感性和理性兼备，在感动的同时会思考很多。我一直觉得好的电影是值得票房回报的，那就请还没有看过的人走进影院吧，不过请准备好纸巾，切记不要化妆。请和我有一样感受的人一起来帮帮这些父母和孩子吧，这部电影所有的人物都是有原型的，韩德忠的原型孙海洋至今还没有找到自己的儿子孙卓。我们的力量很小，可是如果全中国的力量加在一起，我相信没有什么不可能！
晨小妞/文
篇二:《亲爱的影评》《亲爱的》影评
电影是跟舍友一起去看的，六个女孩子开开心心的来到电影院，买好一堆零食，毫无心理准备的开始了电影的观看，也毫无准备的从片头哭到了片尾。
电影的片头选在深圳这个繁华的大都市背景下一个普通的居民区里，田文军与鲁晓娟这对离异的夫妻唯一的联系——儿子田鹏被人拐卖。从此，夫妻俩踏上了漫漫的寻子路，在这条路上他们认识了韩徳忠、樊芸等多对寻子的夫妻。他们虽然承受着内心巨大的痛苦与折磨，依然互相鼓励不放弃寻找自己的孩子。影片中做足了细节的刻画，从田文军拉网线系的红绳，到寻子的路上一车人截下贩卖猴子的贩子。。。陈可辛导演将这部电影细致的刻画，没有华丽大气的画面，有的只是对故事最忠诚的叙述。赵薇饰演的李红琴，在失去丈夫后带着两个不是自己的孩子生活，田文军夫妇的到来，将李红琴的生活天平打乱。自此，这个没有文化、顺从丈夫的女人倔强的踏上了争取女儿的道路。这个农村女人被深圳的繁华排挤与不接纳，但她依然努力的收集证据、不惜花钱请律师，不惜在这个繁华的都市里隐忍的活下去。影片以李红琴查出怀孕无助的瘫坐在医院的走廊为结尾。让人有一种影片没有结束的好奇与扫兴，这也是让众多网友产生争议的一段。在我看来，影片以李红琴的怀孕悲剧结尾，时长是一个原因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为了是引起观影者对影片的追问与思考，增加了对李红琴的同情。
与我而言，这部电影是没有主角的，因为每一个角色都在演员们
的演绎下变得如此真实感人，不得不说每一位演员的演技都无可挑剔。同时，除了催泪效果，这部电影也引起了社会对拐卖儿童的广泛关注，一部电影的社会意义超过商业价值，这便是《亲爱的》的成功所在吧。
篇三:《亲爱的影评》贺婷20140301z20787民商法学院知识产权法专业
观《亲爱的》有感
一、法律与经济
由赵薇、黄渤、佟大为主演的电影《亲爱的》围绕着拐卖儿童为题，观看电影后不得不让人思考电影中的法律问题以及打拐路上涉及到的法律经济学问题。
（一）为什么拐卖儿童的现象在逐年增加，为什么失踪儿童回到父母身边的人数很低？
电影中小鹏鹏出外玩耍被一个外来在深圳打工的农民工杨男拐走，如果杨南是基于买卖的目的可能涉嫌构成拐卖儿童罪，如果是收养的目的可能涉嫌构成拐骗儿童，在电影后面才得知是杨男家自己养孩子，所以是拐骗儿童。拐卖（骗）儿童历史悠久，自汉代有之，从建国以后，我国对拐卖（骗）女儿童现象进行了几次专项打击，但拐卖儿童现象却是越来越严重，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被拐卖的儿童大约20万，能回到父母身边的不到十分之一，且儿童失踪还呈现出上升趋势，具体分析起来有以下几个特点：从个人分散作案，到集团化拐卖儿童。从一个人拐了孩子后直接找买家到现在拐运销一条龙，甚至出现了一些专门批发被拐儿童的人贩子，从境内作案发展到跨国作案，从单纯的拐孩子传宗接代到强迫孩子做非法盈利活动，拐卖手法也从单纯的偷发展到明抢明夺，甚至为了拐卖儿童出现杀害儿童亲人的恶性案件。拐卖（骗）儿童为什么会屡禁不止呢？
首先，在于刑法的威慑效果。根据刑法的规定，拐卖妇女儿童罪是指以出卖为目的，拐骗、绑架、收买、贩卖、接送、中转妇女、儿童的行为，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严重情形包括：拐卖妇女、儿童集团的首要分子；拐卖妇女、儿童三人以上的；奸淫被拐卖的妇女的；诱骗、强迫被拐卖的妇女卖淫或者将被拐卖的妇女卖给他人迫使其卖淫的；以出卖为目的，使用暴力、胁迫或者麻醉方法绑架妇女、儿童的以出卖为目的，偷盗婴幼儿的：造成被拐卖的妇女、儿童或者其亲属重伤、死亡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将妇女、儿童卖往境外的。从刑法的量刑可以看出，刑罚
的惩罚力度不够，对潜在罪犯的威慑效果低，一般来说，人贩子也就判个两三年，在狱中表现好些，一两年就出来了，但人贩子刑满释放后重操旧业的比例特别高，从相关案例中也可以看出，落网的人贩子大多都有过拐卖前科从而导致了拐卖儿童的现象很猖獗。
其次，公安警力和经费严重不足，使大量儿童失踪案件线索不能及时查证，导致一些被拐卖儿童得不到及时解救，犯罪分子逍遥法外。拐卖儿童案件都是跨地区作案，如果由地方警察来办，成本太高，经费是他们面临的很大的问题，往往会降低办案单位的积极性及而影响案件的侦破。公安机关为节约成本。小鹏鹏在失踪后，其父田文军首先还是寻求公力救济，——报案（在寻找了几个小时后报案），因为公力救济与私人相比，更具有信息优势（户籍登记信息，失踪人口信息系统，失踪人口DNA检验技术等）以及侦破案件的技术优势。而公安机关接到报案电话后却回应失踪人口必须在失踪24小时后才能立案，为什么会规定一个失踪时间？主要还是为了节约司法成本，只有达到立案标准后才能立案。公安机关在侦查一段时间后案件没有进展会自动放弃侦查或者一些地方的公安机关对失踪人口的报案根本不予立案，一方面如果继续侦查改案将会扩大公安机关为此支付的成本，获得的收益可能是负，若侦破一个对改公安机关有较大影响力的案件运用的是相同的成本的，在利弊平衡后，公安机关会果断选择放弃前者的侦破。
最后，私力救济得不到有力支持。田文军在公安机关找寻其子无结果的情况下，又开始了私力救济（即自己寻找），通过张贴寻人启事、利用网络发帖等悬赏广告的方式以及加入民间自发的寻找失踪儿童的组织来寻子。悬赏广告是一种单方的意思表示，通过悬赏广告，可以以较小的成本获得较大的收益，特别是在信息网络发展的今天，一方面鼓励公众向信息发布者提供线索，另一方面也加大了信息发布者对错误信息进行删选的成本（基于人性的考虑，受利益的驱动，一些人会为了悬赏奖金编造理由对信息发布者进行诈骗或者进行举报），田文军在寻找田鹏时就接到了很多诈骗电话和诈骗短信。其后田文军又加入了又失踪儿童父母组织的寻子团队，现实生活中也有一个民间寻子网站——宝贝回家，这些民间团体兴起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否因为在寻找公力救济失败后，失踪儿童的父母不再将希望寄托于公安机关，而是寻求于一个团队？是否会削弱司法在这类案件
中的权威？民间自助组织的兴起，可以节约司法成本（因为该组织的经费都是自筹），虽然会增加找回失踪儿童的成本，但是也会提高失踪儿童找回的机率。由于民间自助组织没有惩罚权，也只有为为司法机关提供更有利的线索。另，本着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一种亲权身份关系，一些儿童被拐卖（骗）是因为父母的监护不到位，父母稍加注意即就只要支付较少的成本就能预防儿童走丢的风险。
二、法律与正义
帮助亲生父母找回被拐儿童是正义的还是从“养父母”手中找回被拐儿童是非正义的呢？区分正义的标准有很多，罗尔斯在《正义论》中就提到分配正义和矫正正义。电影中田鹏在失踪两年多以后被找到，被父亲领回家后开始不习惯自己现在的家庭生活，杨吉芳被送去福利院后也常常想念自己的“妈妈”，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是基于亲生父母的爱子心切，另一方面与“养父母”的深厚感情，是否需要强迫失踪儿童回到自己的亲生父母身边。法律在处理这类善意的“收养”时是否应该从有利于失踪儿童的健康发展得角度出发，这其中是否需要找到一个平衡点？
三、电影中的其他制度浅析
（一）被拐卖的儿童主要是以男孩为主，原因可能与我国传统养儿防老的观念相关，我国一些地区养老保障不到位以及生育的基本国策的影响，一些失独老人或者没有儿子的老人本着养儿防老的观念，一些夫妻根本就不能生育，电影中的李红琴便是。
（二）我国的收养门槛过高,收养渠道不畅通。我国收养法规定收养人应当同时具备：无子女，有抚养教育的能力、未患有不利于收养子女的疾病，收养人年满三十周岁这些条件才可以收养孩子。李红琴的“女儿”在被认定为拐骗来时，因为找不到与其配对DNA而找不到亲生父母，被送到了福利院。后来李红琴与鲁晓娟在争夺吉芳的收养权。这样的条件让许多想收养孩子的家庭望门兴叹。结果是很多孩子丢福利院没人疼，而想收养孩子的却没门进。同时，由于我国的福利院要求收养人必须向福利院交纳一定数额的赞助费，有些福利院的赞助费用都高达到十万元，这巨额的费用让很多想通过正常渠道收养孩子的家庭望而却步，这些家庭在权衡之下，往往选择以低些的价格从人贩子手中购买孩子。
（三）法律援助制度
李红琴在向福利院要求收养吉芳无果后，便去律所找律师帮助，律师向李红琴说到了律师的收费标准和法律援助制度。法律援助条例规定只有具备以下条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可申请法律援助：1.有充分理由证明为保障自己合法权益需要帮助；2.确因经济困难，无能力或无完全能力支付法律服务费用（公民经济困难标准由各地参照当地政府部门的规定执行）；3.盲、聋、哑和未成年人为刑事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没有委托辩护律师的，应当获得法律援助；4.其他残疾人、老年人为刑事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因经济困难没有能力聘请辩护律师的，可以获得法律援助；5.可能被判处死刑的刑事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律师的，应当获得法律援助；6.刑事案件中外国籍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人民法院指定律师辩护的，可以获得法律援助；7.经审查批准的法律援助申请人或符合条件、接受人民法院指定的刑事被告人、嫌疑人为受援人；在法律援助过程中，受援人可以了解为其提供法律援助活动的进展情况；受援人有事实证明法律援助承办人员未适当履行职责的，可以要求更换承办人；受援人因所需援助案件或事项的解决而获得较大利益时，应当向法律援助机构支付服务费用。对于一个刚来深圳的李红琴来说还没有找到相应工作也没有办到暂住证却要证明相应的收入水平是极大困难的事，对于此我们是否应该扩大法律援助的范围？
总之，防止儿童失踪父母应该恪守自己的监护责任。
篇四:《《亲爱的》影评》《亲爱的》影评
电影《亲爱的》自从上映以来，一直是口碑与票房齐飞，在赚足了观众眼泪的同时也吸引很多人关注拐卖儿童的问题。那么，对于《亲爱的》，我们又该如何去看待呢？
电影《亲爱的》讲述了在繁华的深圳街头，田文军与鲁晓娟这对离异的夫妻的唯一的儿子田鹏不幸被拐卖，之后夫妻俩踏上了漫长的寻子之路。电影的开篇田文军用来作标记的红绳的丢失这一细节的展现或许是这一事件的伏笔。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二人认识了韩德忠、樊芸等许多同样遭受孩子被拐之痛的夫妻。虽然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有过心酸与失望，但是他们一直彼此相互鼓励，不放弃寻找自己的孩子。那一句句“鼓励鼓励，鼓励”可能是我们对这个寻子会最深刻的记忆，但是我们又会想到，寻找孩子的路是多么漫长，中国那么大，在偌大的中国寻找一个被拐卖的孩子无疑是大海捞针，这样的口号给这些父母带来坚持下去的希望，人活着最重要的就是希望，在找寻孩子的这条路上最大的动力也是希望。当然，影片中这些失去孩子的父母的寻子故事则更加重了电影的悲伤的氛围，让我们不免对他们产生同情，对拐卖孩子这个广泛的社会话题进行深刻的思考。田鹏下落的得知大概是这部影片最让人欣慰的一点，但是田鹏的改变与对亲生父母的淡漠又让我们刚刚平复的心情再度失落。赵薇饰演的田鹏的养母李红琴的遭遇未免引起我们的思考。李红琴在失去丈夫后带着两个不是自己的孩子生活，田文军夫妇的到来，将李红琴的生活天平打乱。自此，这个没有文化、顺从丈夫的女人倔强的踏上了争取女儿的道路。这个农村女人被深圳的繁华排挤与不接纳，但她依然努力的收集证据、不惜花钱请律师，不惜在这个繁华的都市里隐忍的活下去。影片以李红琴查出怀孕无助的瘫坐在医院的走廊为结尾，让人有一种影片没有结束的好奇与扫兴，但这或许就是电影的独到之处，故事的后续发展由观众自己思考，影片不过多的去赘述。
电影《亲爱的》在主题中表达的对于拐卖孩子寻找孩子这一主题思想引发了我们深刻的思考。影片前半部分一直在讲述在田鹏被拐卖之后田文军一直不放弃寻找田鹏的下落，甚至在河北被骗后也依然不放弃。电影里的田文军是幸运的，他的被拐的孩子田鹏最终被找到，给丢失孩子的家庭一丝希望。但是在现实里，丢失的孩子那么多，被找到的又有多少呢？尽管这一故事的题材是以现实发生的故事为背景，但是我们不免会对其产生困惑，对电影表达的思想提出质疑。
我们对失去孩子的家庭给予深深的同情，可是对于那些买孩子或者抚养被拐孩子的家庭却往往深刻批判，甚至没有去思考这个问题。《亲爱的》没有止于田文军找到被拐的孩子田鹏，影片继续讲述了养母李红琴在失去孩子后的生活，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对拐卖孩子的事件有了了解，也对电影有了不一样的看法。面对养子被亲生父母带走，养女被送往福利院，因干扰公务入狱的李红琴出狱后来到了丈夫死前告诫过不能去的深圳，为了争取养女的抚养权，所做的各种努力，但是她却没有任何权利和理由去争取孩子的抚养权。电影后半部分的讲述又给了我们独特的视角，让我们在以往批判的基础上去客观地思考，分析事情的本质。
看完电影《亲爱的》，我已经泪流满面，但是擦干眼泪，我们对于电影引发的话题也会继续思考，对于拐卖孩子这个社会问题也会给予更大的关注，一部电影的社会意义超过商业价值，这或许就是《亲爱的》的成功之处吧。
篇五:《《亲爱的》影评》物欲浮华下的寻觅
中国的现实主义来自于现实生活中的社会。电影《亲爱的》不仅清晰的展现了中国的现实主义，并且入木三分的展示了亲情伟大的感觉。导演陈可辛仍以展现世间情感为切入点，通过大量特写镜头及背景音乐为我们讲述了寻子之路的艰辛与苦楚。影片不仅表达对于亲情的歌颂，也彰显出导演对于生命个体的思索与关怀，对生存的反思与期望。在波澜与斗争的叙事过程中，在人性的理解与人文的关怀下把目光对准社会大爱，为我们解读社会现实与亲情伦理。{亲爱的电影影评法律知识}.
亲情里的深爱与无奈。无论是田文军还是李红琴，无论是亲人还是人贩子的老婆，他们对于孩子的爱都是同等的，都汇聚在了“孩子不能吃桃，会过敏”这一温暖的话语中。主人公田文军在加入万里寻子会讲述自己故事时，暗沉的光线和不对称式构图，表现出他内心苦闷的现状，也暗示了他对于生活的失望与无助，在他讲述过程中，对他脸部表情的特写拍摄不仅直观地展现了他丢失孩子后的痛苦与无奈，也隐含了他对于鹏鹏深深的父爱与自责愧疚。影片中另一主人公李红琴去孤儿院看吉芳时，爬上高高的空调箱，远景的拍摄方式，让置于路灯下的李红琴更显渺小与无助，吉芳稚嫩的哭声、沉重的钢琴声为这长久的抗争再添心酸，在真实与纠结中让观众心灵得以撞击与净化，展开对生命个体的思索与关怀。韩德忠在影片中一直是一个领导者的角色，他领导
自己的公司，领导万里寻子会，却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自己的大儿子丢失，多年寻找无果，在妻子怀孕后，面对新生命的降临，他也无法做到内心释然。老韩在参加完田鹏生日会后，躲在墙角失声痛哭，近景的拍摄方式使观众清楚地感受到韩德忠内心的痛苦与无奈，周边的黑暗与商店里透出的微弱光线形成鲜明对比，突出了韩德忠内心的矛盾。亲情是人类亘古不变的话题，导演通过精湛的艺术手法为我们呈现了亲情中的不同内。
物欲下的压力与规则。电影《亲爱的》在赞颂亲情的基础上，深刻地揭示了社会的残酷与冷漠。影片中韩德忠与妻子办生育证时，工作人员要求出示大儿子的死亡证明，要按制度办事，特写的拍摄方式将韩德忠愤怒的状态完美呈现，暗示了韩德忠内心的苦楚与无奈，也体现了现代社会制度的不通人情瑜冷漠残酷。在李红琴与孤儿院争夺抚养权时，律师一直强调“在法律上······”“在法律框架内······”近景的拍摄方式将李红琴在法律强制下的无奈与无助淋漓尽致的展现，也让我们展开对于法律与人情的思考。高夏决定帮助李红琴时，通过全景拍摄深圳城市，近景拍摄两人的方式凸显出了高夏与李红琴的渺小，也让我们感受到在经济飞速发展的社会中，自身的孤单与失落，竞争的压力与强迫。这部逼近现实生活的艺术作品，在波澜与斗争中像一首耐人寻味的诗，跌宕起伏中反映社会现状，哭哭笑笑中升华人间
真情。
人性上的解放与回归。影片中的人物是大多数社会人群的缩影，因家庭而放弃自己，因竞争而隐藏自己，因利益而改变自己。影片中田文军在孩子丢失后从未哭过，但故作坚强的他在孩子找回后坐在楼梯上痛哭失声，从近景到全景再到远景的拍摄手法，悲伤的音乐渲染，让观众真切的感受到田文军内心压力的释放，导演的这一安排表现了人文的关怀，也暗示了社会中强大的正能量，揭示了人性温暖与回归的主题。影片中体现这一主题最明显的便是高夏律师，他从不情愿帮助李红琴打官司到主动为她提供帮助，从他一见李红琴、青山就要拿手绢捂鼻到真诚地帮助他们体现出人性的解放与回归。手绢的特写拍摄不仅表现出高夏对李红琴等人的不屑与鄙视，也隐喻了他自身的卑微，导演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