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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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一】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赏析苏轼《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赏析

作者：肖旭

《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不过是一“庖丁，解牛者也，而养生者取之；轮扁，斫轮者也，而读书者与之。今夫夫子之托于斯竹也，而予以为有道者，则非耶？”子由未尝画也，故得其意而已。若予者，岂独得其意，并得其法。

与可画竹，初不自贵重，四方之人持缣素而请者，足相蹑于其门。与可厌之，投诸地而骂曰：“吾将以为袜。”士大夫传之，以为口实。及与可自洋州还，而余为徐州。与可以书遗余曰：“近语士大夫，吾墨竹一派，近在彭城，可往求之。袜材当萃于子矣。”书尾复写一诗，其略云：“拟将一段鹅溪绢，扫取寒梢万尺长。”予谓与可，竹长万尺，当用绢二百五十匹，知公倦于笔砚，愿得此绢而已。与可无以答，则曰：“吾言妄矣，世岂有万尺竹哉！”余因而实之，答其诗曰：“世间亦有千寻竹，月落庭空影许长。”与可笑曰：“苏子辩矣，然二百五十匹，吾将买田而归老焉。”因以所画筼筜谷偃竹遗予，曰：“此竹数尺耳，而有万尺之势。”筼筜谷在洋州，与可尝令予作洋州三十咏，《筼筜谷》其一也。予诗云：“汉川修竹贱如蓬，斤斧何曾赦箨龙。料得清贫馋太守，渭滨千亩在胸中。”与可是日与其妻游谷中，烧笋晚食，发函得诗，失笑喷饭满案。

元丰二年正月二十日，与可没于陈州。是岁七月七日，予在湖州曝书画，见此竹废卷而哭失声。昔曹孟德《祭桥公文》，有“车过”、“腹痛”之语。而予亦载与可畴昔戏笑之言者，以见与可于予亲厚无间如此也。

作为一书破洞2007-8-521:28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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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行云流水振笔直遂——苏轼《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赏析

文章劈头这一段议论，提出十分精彩的画竹主张。人所共知的“胸有成竹”的著名成语，就是从这里来的。但是，议论又不能发挥过多，否则便离开了追怀、悼念逝者的主题。所以下面紧接着指出：“与可之教予如此。”点明被追怀、悼念的《筼筜谷偃竹》的作者文同。是文同这么告诉苏轼的。苏轼也是诗人而兼书画家，他和文同建立了深厚情谊，不只因为是朋友、亲戚，也不只因为彼此的政治倾向一致，还因为他们有着共同的艺术爱好，他们写文章赠答，用诗歌唱和，而且在画竹方面属于同一流派。文同关于画竹的主张，实际上也是苏轼的主张。苏轼曾在《郭祥正家醉画竹石壁上……》诗中描写他在友人家喝酒后作画的过程，“空肠得酒芒角出，肝肺槎牙生竹石。森然欲作不可回，吐向君家雪龟壁。”意思是说喝下一点酒后，情绪兴奋起来，引起了作画的兴致，好像肚子里生长了竹子、石头，横七竖八地往外冒，非表现出来不可，于是就把它们画在友人雪白的墙壁上。这是在讲“胸有成竹”，而且有创作冲动，灵感所至，不能自已。苏轼还在《腊日游孤山……》诗中说过“作诗火急迫亡逋，清景一失后难摹”。认为写诗要像追赶逃犯那样紧急，迅速把眼前景色描绘下来，略有迟缓，景色一消失，就没法描画了。这如同画竹的“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如兔起鹘落”一样，必须善于捕捉形象，并且及时加以表现。其实绘画作诗，原理本来相同，都讲求形象的气韵生动，而不追求外在体貌的形似。我们以前讲过，苏轼在《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诗中说：“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他指出绘画上注重外形相似，这就等于小孩子一般的见识。如果写诗也这么要求，那么，这个人就一定不懂得诗。画竹的钩勒法，“节节而为之，叶叶而累之”，就是力求形似，而水墨画法的主张“胸有成竹”，然后—挥而就，则是力求神似，通过竹子的完整形象表现出竹子的神态来。从这些艺术见解来看，苏轼这“予不能然也，而心识其所以然。”表示自己虽然懂得了文同所说的道理，但在实践上还做不到。为什么呢?苏轼这样解释：“夫既心识其所以然而不能然者，内外不一，心手不相应，不学之过也。”这里，“内外不一”与“心手不相应”是一个意思。“内”，指人的意念，心里所想的，懂得了某种道理；“外”指人的意念的表现，即手里所画的，按照理解了的原则去做，把通过观察、构思而形成的形象，再见之于笔墨。想的与做的统一不起来，就是“内外不一，心手不相应”，其原因在于“不学”，即缺乏锻炼与实践。这就是下文说的“操之不熟”。苏轼紧接着指出：“故凡有见于中而操之不熟者，平居自视了然，而临事忽焉丧之，岂独竹乎？”“有见于中”指内心中有所理解，“操之不熟”，指做起来不能运用如。“有见于中而操之不熟”，其结果必定是“平居自视了然，而临事忽焉丧之”，平常自以为对某一事物了解得很清楚，但临到做起来时，却完全不能把握着它，忽然什么也没有了。只要“不学”，不实践，做任何事清都会是这样的结果，岂止画竹呢！苏轼在这里讲的实际是艺术理论与艺术实践的关系，并且提到一般的认识论原理上来强调实践的重要性。这是上文“胸有成竹”一段议论的补充与深化，也是一位在诗、词、散文、书法、绘画各方面都有着极深造诣的艺术家的甘苦之言。苏轼从自己的方面指出由于“不学”而“内外不一，心手不相应”，那言外之意，还是在肯定文同的艺术理论的同时，进一步肯定其艺术实践的“操之”甚“熟”，因而得心应手、挥洒如意。文章总是紧扣着追怀、悼念文同这一主旨。所以下面又引用一段旁人赞扬文同的话来加以印证。“子由为《墨竹赋》以遗与可，曰：‘庖丁，解牛者也，而养生者取之；轮扁，斫轮者也，而读书者与之。今夫子之托于斯竹也，而予以为有道者，则非邪？’”子由，是苏轼的弟弟苏辙的字。《墨竹赋》是苏辙为文同所画的墨竹而写赠文同的一“子由未尝画也。故得其意而已，若予者，岂独得其意，并得其法。”因为苏辙不会作画，所以他只能从一般意义上来评论，而苏轼自己也是画家，他除了通过画竹了解文同是“有道”的人以外，还能掌握文同画竹的方法。这里，用“并得其法”一句收结了前面关于画竹的议论。

以上是文章的第一段，高度评价文同的画竹主张和画竹实践。下面由“并得其法”引出文章的第二段，叙写作者与文同关于画竹的书信、诗歌往来的故事，进而高度评价文同的画品、画德，并且归到《筼筜谷偃竹》的题目上来。

作者：书破洞2007-8-521:33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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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行云流水振笔直遂——苏轼《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赏析

文章的第二段开始说：“与可画竹，初不自贵重。四方之人持缣素而请者，足相蹑于其门。与可厌之，投诸地而骂曰：‘吾将以为袜。’士大夫传之，以为口实。”缣素，是供写字画用的白而细的绢绸。蹑，是用脚踩。口实，即话柄。这几句是说文同对自己的画竹，开始并不很看重，人有请求，就答应为之作画。其后四面八方拿着绢绸请求作画的人脚踩着脚，越来越多，文同便厌烦了，把绢绸投掷在地，说是用来做袜子，表示极端轻视。文人官僚之间把他这件事当作谈话的资料。苏轼通过求画人的“足相蹑于其门”，写出文同画竹的为人们所喜爱和贵重，又通过文同把缣素“投诸地而骂”，写出文同的不肯自居于画匠，以画竹作世俗应酬，沽名钓誉。文同不肯轻易为人画竹，却同苏轼开玩笑，要人们去找苏轼画竹。苏轼是这样叙述的，“及与可自洋州还，而佘为徐州，与可以书遗余日，‘近语士大夫：吾墨竹一派近在彭城，可往求之。袜材当萃于子矣。’书尾复写一诗，其略曰：‘拟将一段鹅溪绢，扫取寒梢万尺长。’”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的冬天，文同在洋州知州任满之后，回到北宋都城汴京。而这时苏轼正在彭城即徐州做知州。文同从汴京写信给徐州的苏轼，说他自己告诉当时的文人，官僚，他的墨竹一派画法，最近传到了彭城。文人、官僚要墨竹的画，可去请求苏轼。这样一来，做袜子的材料绢绸就集中到苏轼那里去了。这当然是开玩笑的话，但由此却可以看出文同与苏轼之间关系的亲密，而且说明了苏轼对文同的精于画墨竹确实是“并得其法”的。苏轼略举文同信后附诗的两句，也完全证实了这一点。鹅溪绢，是鹅溪出产的绢绸。鹅溪在四川盐亭县，那里出产的绢绸洁白、均匀、细致，很适宜于作画。扫取，是挥写而成的意思。寒梢，指经冬不凋的长长的竹枝。这两句诗体现了文同的墨竹画法：竹子是一挥而就的，即“扫取”，画在短短的一段绢绸上，却具有直节云霄之势，所谓“万尺长”。苏轼也故意跟文同开玩笑，“予谓与可：‘竹长万尺，当用绢二百五十匹。知公倦于笔砚，愿得此绢而已。’”意思是画万尺长的竹需要二百五十匹绢绸。当时一匹绢绸大约长四丈。苏轼告诉文同：知道您懒得提笔作画了，那就把用来画万尺长竹的二百五十匹绢绸送给我吧。“与可无以答，则曰：‘吾言妄矣！世岂有万尺竹哉？’”文同承认自己说错了。世间并没有万尺长竹，当然用不着那么多绢绸来画，于是这些绢绸苏轼也就要不到手了。但苏轼硬是要。“余因而实之，答其诗曰：‘世间亦有千寻竹，月落庭空影许长。’”苏轼抓住文同所说的“万尺长”来予以证实，认为世间确有八九千尺长的竹子，你看偏西下落的月亮照着竹竿，那留在空庭中的竹影不就有这么长吗？言外之意是二百五十匹绢绸还是需要的。这样，文同更是答不上来了，便采取近于抵赖的手法。“与可笑曰：‘苏子辩矣！然二百五十匹绢，吾将买田而归老焉。’”他承认辩不过苏轼，但这二百五十匹绢还是不给，要留着购买田地以备自己退休养老。苏轼原先提出不要画竹，只要绢绸，现在文同不给绢绸，可还是给了苏轼一幅画竹。“阅以所画《筼筜谷偃竹》遗予，曰：‘此竹数尺耳，而有万尺之势。’”文章至此点山《筼筜谷偃竹》这幅绘画。两位诗人而兼书画家的朋友，亲戚之间，为了二百五十匹绢绸的进行讨价还价式的调笑，实际上是彼此心照不宣地谈论着画竹的艺术。“拟将一段鹅溪绢，扫取寒梢万尺长”与“世间亦有千寻竹，月落庭空影许长”，其精神实质完全—一致，都说明了生活与创作的源与流关系，说明了艺术美不同于自然美，说明了诗人画家在自己的作品里对现实客观事物所进行的提炼、集中、夸张、渲染。《筼筜谷偃竹》这幅绘画就是如此，所谓“此竹数尺耳，而有万尺之势”。

因为提到了筼筜谷，自然需要对这个地方作一交代。但苏轼不是孤立地进行介绍，而是由此又描述了文同的一件趣事、雅事。“筼筜谷在洋州：与可尝令予作《洋州三十咏》，筼筜谷其一也。予诗云：‘汉川修竹贱如蓬，斤斧何曾赦箨龙。料得清贫馋太守，渭滨千亩在胸中。’与可是日与其妻游谷中，烧笋晚食，发函得诗，失笑喷饭满案。”文同在洋州喜好种植花木，修建园亭，曾就各处景物逐一题咏，写了《守居园池杂题》诗共三十首。苏轼也逐一和了诗，这就是《洋州三十咏》，苏轼诗集作《和与可洋州园池三十首》，其中第二十四首题为《筼筜谷》，即这里所引的诗，诗中扣着筼筜谷产竹，描写文同爱山爱竹并喜欢吃竹笋。汉川，即指洋州，因洋州在汉水上游。箨，是笋壳。竹子一名龙孙，所以称竹笋为箨龙。渭，指陕西的渭水。《史记·贷殖列传》曾记载“渭川千亩竹”，那里的人因而很富有，相当于“干户侯”。这里借用“渭滨干亩”，来表示洋州盛产竹子。全诗意思是洋州那么多高高的竹子，像蓬草一样遍地都是，竹笋被用斧头砍去了，想来清贫而贪吃的洋州太守文同吃了这些竹笋，那大片土地上的竹子就全都装进了他的肚子里去了。这也是开玩笑的话，所以文同打开信封读完这首诗，那时他正和妻子在筼筜谷烧竹笋进晚餐，不由得大笑起来，口中的饭喷了一桌子。这一段简短的描述，十分形象，生动，刻画了文同豁达、爽朗的思想性格，也表现了苏轼同他的亲密关系，但更重要的还是突出了文同的品德。作知州而“清贫”，以竹笋为食，是写其廉洁，携妻子游山，自备晚炊，是写其旷放，而“渭滨千亩在胸中”，则又照应前面的“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的议论，以诙谐的笔调，通过文同的趣人趣事、雅人雅事，写出他的画竹理论主张。

作者：书破洞2007-8-521:34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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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行云流水振笔直遂——苏轼《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赏析

以上是文章的第二段，写到《筼筜谷偃竹》的题目。下面第三段则以交代文章的写作缘由作为全篇的结束。“元丰二年正月二十日，与可没于陈州。是岁七月七日，予在湖州曝书画，见此竹，废卷而哭失声。”陈州，治所在今河南淮阳县。文同于元丰元年(1078)十月被任命为湖州知州，湖州，治所在今浙江吴兴县。文同去湖州上任，元丰二年(1079)正月二十日病逝于陈州的宛丘驿。这年七月七日、继文同任湖州知州的苏轼晾晒书画，看到了文同送给他的《筼筜谷偃竹》，感伤故旧不禁痛哭失声。他放下画卷，便写下这篇记念文章。“昔曹孟德祭桥公文有‘车过腹痛’之语，而予亦载与可畴昔戏笑之言者，以见与可于予亲厚无间如此也。”曹孟德，即曹操。桥公，指桥玄。曹操年轻时，桥玄对他多有鼓励帮助，后来他们的情谊日益加深，曾约定无论谁死了，活着的人路过墓地而不用鸡酒祭奠，那么车过三步就要闹肚子疼。这不过是说着玩的话，但显示了二人关系的不同寻常。苏轼引用这个典故，来说明他在这篇文章中记述当年与文同的“戏笑之言”，也为的显示他们之间的“亲厚无间”，那么，作者对逝者的追怀之深切、悼念之沉痛也就充分表现出来了。

人们向来评论苏轼的散文风格如“行云流水”，这篇《筼筜谷偃竹记》正是这样。作者好像文同画墨竹“振笔直遂”，那样信手挥写，没有丝毫的做作与刻意推敲，而浓烈沉挚的感情由肺腑中奔泻，真实自然，亲切动人。同时，所记述的与文同的“戏笑之言”，却又经过精心的选择、剪裁，一是以当初的诙谐笑乐反衬今日追怀、悼念的沉痛与悲哀；一是由此以见出逝者在绘画艺术上的杰出的成就与创造。因此，文章写来看似漫不经意，而实际上形散神凝，所有议论、诗文赠答的“戏笑之言”，始终环绕着追怀、悼念、诗人而兼书画家的朋友、亲戚这一中心。

通观整篇结构，极为自然、流畅。从竹的本性写起，到最后才点出对亡友的思念并以此作结，充分体现了“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的特点。前半部分侧重于说理，后半部分侧重于叙事，全文是以画竹线索来组织安排材料的。语言也很朴素自然，叙述往事，娓娓如道家常；抒发感情又都出自肺腑，无矫揉造作之态，而真实动人。在记叙人物语言的时候，仅仅三言两语，就表现出人物的性格特征，十分生动。整篇文章生活气息浓厚，感情色彩强烈，成功地抒发了悼念之情。

作为文艺随笔主要体现了苏轼胸有成竹和心手相应两方面的创作思想。以画竹理论为开篇，文与可有画竹“成竹在胸”“心手相应”的理论，阐明了一条极深刻的艺术创作经验。

“胸有成竹”说，即胸中必须先有鲜活的形象，才能创造出真正的艺术造型。“得心应手”说，即必须把艺术表现方法变成熟练的技能技巧，方能创造出真正的艺术形象。

“执笔熟视，乃见其所欲画者”，所欲画者并非指实物，而是映现于胸中的鲜活形象。这里所说的“视”是凝神结想的意思；这里所说的“见”是指在脑海中映现的意思。

“心识其所以然”，是指胸中明白怎样才能这样的道理；“不能然”，是指实践上还做不到这样。这两者不统一，就是心和手不能相应。

苏轼谈画竹理论，实际上是赞美了这一理论的总结者和实践者——文与可。

作为记人散文主要记述了苏轼和文与可以论竹为题，酬诗为乐的一段交往，体现了两人间的真挚情感。以论竹为诗题，写苏轼和文与可之间赠诗为乐的往事，表现了文与可平易而不从俗的品德。以曝画而引起睹物思人，忆旧伤怀之情，表达了作者对亡友的悼念之情。【篇二】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赏析《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赏析

无年二年（1079）七月七日，苏轼在晾果书柬时，发现亡故的文怀可送给自己的一幅《谷偃竹图》见物生情，就写了这主张整体上的“神似”反对枝节之间的“形似”。作者以赞同的口吻所表达和发挥的这个见解，十分精避，不仅对整个文艺领域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而且“胸有成竹”已成为人人皆知的成语。一面作者接着叙说自己对文与可教给他的道理，虽然心理明白，但实践起来地不有得心应手，原因就在于“不学之过”，并把比画竹方法提到哲理的高度，“岂独竹乎”说明了这一点，最后又引用其弟苏辙送给文与可的《墨竹赋》中的几句话，通过《庄子·美生主》中庖丁解牛和《天道》中轮扁斫轮两个典故，说明苏辙地文与可所画竹子的看法；庖丁解牛由于掌握规律而得心应手，游刃有余，文惠君从中悟出了养生之道；轮扁造车轮，使正在读书的齐恒公懂得了技艺只能从实践中体会的道理，与可在画竹在画竹中寄托的思想说明他也是一个深悟高物规律的人。作者认为苏辙仅得与可的画意，而自己并得其画法，是最了解与可的人。这一段通过叙述文与可的画论以及功辙和作者自己对此画论的反映不仅写出了文怀可画技的高妙和见解的卓越，而且也道出了自己对文与可的敬仰之情和知己之感。其中有议论，有描写或述人之言，或直抒已见，纵横错落，，灵活我变，显得言而有味，情理俱谐。

第二段叙述作者和文怀可交结中的趣事。先写文怀可画竹开始不自自贵重，于是四方之人纷纷拿细绢登门求画，引起他的讨厌，把绢掷在地上骂道：“吾装以为袜！”要把细绢作袜穿。后苏轼为徐州知州，苏轼自己也是个善画墨竹的名家，所以文与可写信给苏轼开玩笑地说：“近来告诉士大夫，可到彭城（即徐州）去求画”“袜材当萃于子矣。”临末还写了一首诗，其中两句说：“拟将一段鹅溪绢，扫取寒梢指个个子，这两句意思是将要用名绢为苏轼画一幅万尺长的墨竹，苏轼就风趣的回答：“竹长万尺，当用绢二百五十匹，知公倦于笔砚，原得此绢而已！”接着叙两个节信往返，就世是是否有万尺竹展开争论。苏轼证实有这样的竹子，并写诗曰：“世间亦有千寻竹，月落庭空影许长。”意即在想象天地或艺术意境中是存在具有有万尺长气势的竹子的。这里苏轼偷换了一个概念，回答得十分巧妙。所以文与可回信笑曰：“苏子辩矣，然二百五十匹绢，吾将买田归老焉。”并把所画谷偃竹图送与苏轼，说：“此竹数尺耳，而月万尺之势”，形容他画的竹子形神兼备，气势非凡。这不反进一步证明了苏轼的竹有万尺之说，而且也可看作是他“胸有成竹”画论的单越实践，既七妙点题，非常自然地交结了《谷偃竹图》由来，又和开头画竹理论的叙说相呼应，衔接十分紧凑。下面就谷这一地名继续写二人信牍往来；文与可任洋州知州时，要苏轼作《洋州三十咏》、《谷》即是其中之一，诗云：“汉川（汉水）修竹贱如蓬，斤斧何曾赦箨龙，料得清贫馋太守，渭滨千亩在胸中。”箨龙即竹笋。斤斧何曾赦即把竹笋砍伐了，接着称“馋太守”即把笋都吃了所以说“谓滨千亩在胸中”《史记：货殖列传》有“渭川千亩竹”之语。文怀可接到此信时正值与妻子在谷中“烧笋晚食”，碰巧被苏轼言中，所以读罢此诗句“失笑喷饭满案”。全段写得幽默风趣亲切自然，而就在这些日常生活的琐事中，在这些戏语笑语里，言与可和作者相坦率高雅的胸襟气度，机敏，超卓的智慧才能以及二人的亲密友谊，都得了活泼而生动的表现。

最后一段说明写作此文的缘由。先说在文与可死后七个月，“曝书画，见此竹，废卷而哭失声”“哭失声”三个字写尽了作者睹物思人的无限悲痛。接着又引曹操祭桥率的典故来点明文章主旨。此典见《三国志·武帝纪》裴松之法。曹操年少时不为人所器重，而桥玄却很赏他。桥玄死后，曹操有次引军经过桥玄的故乡睢阳，曾遣使致祭桥玄，并作《祀故太慰桥玄文》文中说：“又承从容约誓之言：‘殂逝之后，路有经由，不以斗酒只鸡过相沃酹，车过三步，腹痛勿怪。’虽临时戏笑之言，非至亲之笃好，胡肯为此辞乎？”作者引用此曲来强调“余亦载与可畴昔戏笑之言者，以见与可于予亲厚无间如此也”，引用曲故十分贴切自然，平谈语中现出悼念亡友的挚情感。如果说第一段重议论，第二段重叙述，那么这简短的第三段，则更富有绵长的抒情意味。该文信笔挥洒，舒春自如“常行于怕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如同行埋头工作流水一般；文中有正论，对戏语，或引诗赋，或摘书牍，时而讲琐事，时而举曲故，机变灵活，姿态横生。不过它虽然写得随便洒脱，纵横变化，但并不杂乱无章，散漫失纪，而是始终紧扣题目，环红文怀可所画的《谷偃竹图》来展开文章；先是议“胸有成竹”的绘画理论，这是画《谷偃竹图》的基础；中间是叙二人的诗歌赠答，书札往来，交待《偃竹图》的由来和有关趣事；后是写见画思人，抒发悲怆之情，通“文至东坡真不须作文，只随便记录便是文。”（苏长公小品）【篇三】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赏析2015-2016学年高中语文《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作品赏析新人教版选修《中国古代诗歌散文欣赏》

《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

■《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鉴赏

元丰二年(1079)七月七日，苏轼在晾晒书画时，发现亡故的文与可送给自己的一幅《筼筜谷偃竹图》，见物生情，就写了这篇杂记。文与可生前曾以这样的竹子为题材，作画赠与苏轼。本文即以此画为线索，叙述作者和文与可的深挚友谊及睹物思人的悲痛，写得庄谐相衬，情深意切，是篇典型地体现苏轼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特点的优秀散文。

全文分三段。第一段开头不是直接就写悼念之情或两人的交往，而是从文与可的画竹理论写起，突兀不凡，生面别开，起首就给人以一种新鲜感。文章说文与可认为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画竹之前先要把握对象的整体形象和精神实质，做到融会于心，酝酿成熟，然后振笔直书，一气呵成，才能生动传神地把它再现出来。相反，如果临时求其细微末节，机械地一节一节画，一叶一叶描，就无法画活竹子。这实际是主张意在笔先，反对临画敷衍；主张整体上的“神似”，反对枝节之间的“形似”。作者以赞同的口吻所表述和发挥的这个见解，十分精辟，不仅对整个文艺领域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而且“胸有成竹”已成为人们处事的准则，和活在群众笔底口头的成语了。上述行文生动流畅，如用“兔起鹘落”的比喻，就非常形象地说明了运笔的神速。下面作者接着叙说自己对这个文与可教给他的道理，虽然心里明白，但实践起来却不能得心应手，原因就在于“不学之过”，并把此画竹方法提到哲理的高度，“岂独竹乎”，说明了这一点。最后又引用其弟子由(苏辙)送给文与可的《墨竹赋》中的几句话，通过《庄子•养生主》中庖丁解牛和《天道》中轮扁斫轮两个典故，说明子由对与可所画竹子的看法：庖丁解牛由于掌握规律而得心应手，游刃有余，文惠君从中悟出了养生之道；轮扁造车轮，使正在读书的齐桓公懂得了技艺只能从实践中体会的道理，与可在画竹中寄托的思想说明他也是个深悟事物规律的人。作者认为子由仅得与可的画意，而自己并得其画法，是最了解与可的人。这段通过叙述文与可的画论以及子由和作者自己对此画论的反映，不仅写出了文与可画技的高妙和见解的卓绝，而且也道出了自己对文与可的敬仰之情和知己之感。其中有议论，有描写，或述人之言，或直抒己见，纵横错落，灵动多变，显得言而有味，情理俱谐。

第二段叙述作者和文与可交往中的趣事。先写与可画竹开始不自贵重，于是四方之人纷纷拿着细绢登门求画，引起他的讨厌，把绢掷在地上骂道：“吾将以为袜!”要把细绢作袜穿。后苏轼为徐州知州，苏轼自己也是个善画墨竹的名家，所以文与可写信给苏轼开玩笑地说：近来告诉士大夫，可到彭城(即徐州)去求画，“袜材当萃于子矣”。临末还写了一首诗，其中两句说：“拟将一段鹅溪绢，扫取寒梢万尺长。”鹅溪在今四川盐亭西北，是盛产作画用的名绢的地方。寒梢指竹子，这两句意思是将要用名绢为苏轼画一幅万尺长的墨竹。苏轼就风趣地回答说：“竹长万尺，当用绢二百五十匹，知公倦于笔砚，愿得此绢而已!”接着叙两人书信往返，就世上是否有万尺竹展开争论。苏轼证实有这样的竹子，并写诗说：“世间亦有千寻竹，月落庭空影许长。”意即在想像天地或艺术意境中是存在具万尺长气势的竹子的。这里苏轼偷换了一个概念，回答得十分巧妙。所以文与可又回信笑着说：“苏子辩矣，然二百五十匹绢，吾将买田而归老焉。”并把所画的筼筜谷偃竹图送与苏轼，说“此竹数尺耳，而有万尺之势”，形容他画的竹子形神兼备，气势非凡。这不仅进一步证明了苏轼的竹有万尺之说，而且也可看作是他“胸有成竹”画论的卓越实践，既巧妙点题，非常自然地交待了《筼筜谷偃竹图》的由来，又和开头画竹理论的叙说相呼应，衔接十分紧凑。下面就抓住筼筜谷这一地名，继续写两人信牍往来：文与可任洋州知州时，要苏轼作《洋州三十咏》，《筼筜谷》即是其中之一，诗云：“汉川(汉水)修竹贱如蓬，斤斧何曾赦箨龙。料得清贫馋太守，渭滨千亩在胸中。”箨龙即竹笋。“斤斧何曾赦”，即把竹笋砍伐了，连下称“馋太守”，又把笋都吃了，所以说“渭滨千亩在胸中”。《史记•货殖列传》有“渭川千亩竹”之语。文与可接到这封诗信时，正值与妻子在谷中“烧笋晚食”，碰巧被苏轼的话说中，所以读罢诗句“失笑喷饭满案”。全段写得幽默风趣，亲切自然，而就在

这些日常生活的琐事中，在这些戏语笑话里，文与可和作者坦率、高雅的胸襟气度，机敏、超卓的智慧才能以及两人的亲密友谊，都得到了活泼而生动的表现。

最后一段说明写作此文的缘由。先说在文与可死后七个月，“曝书画，见此竹，废卷而哭失声”。“哭失声”三字写尽了作者睹物思人的无限悲痛。接着又引用曹操祭桥玄的典故来点明文章主旨。此典见《三国志•武帝纪》裴松之注。曹操年少时不为人所器重，而桥玄却很赏识他。桥玄死后，曹操有次行军经过桥玄的故乡睢阳，曾遣使致祭桥玄，并作《祀故太尉桥玄文》，文中说：“又承从容约誓之言：‘殂逝之后，路有经由，不以斗酒只鸡过相沃酹，车过三步，腹痛勿怪。’虽临时戏笑之言，非至亲之笃好，胡肯为此辞乎?”作者引用这个典故来强调“余亦载与可畴昔戏笑之言者，以见与可于予亲厚无间如此也”，引用典故十分自然贴切，平淡语中现出悼念亡友的挚情一片。如果说第一段重议论，第二段重叙述，那么这简短的第三段，则更富有绵长的抒情意味。

该文信笔挥洒，舒卷自如，“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如同行云流水一般；文中有正论，有戏语，或引诗赋，或摘书牍，时而讲琐事，时而举典故，机变灵活，姿态横生。不过它虽然写得随便洒脱，纵横变化，但并不杂乱无章，散漫失纪，而是始终紧扣题目，环绕着文与可所画的《筼筜谷偃竹图》来展开文章：先是议“胸有成竹”的绘画理论，这是画《筼筜谷偃竹图》的基础；中间是叙两人的诗歌赠答，书札往来，交代《偃竹图》的由来和有关趣事；后是写见画思人，抒发悲怆之情，通篇以画相贯穿，以怀念友情为中心，显得形散神不散，做到了自由挥洒和谨守章法的完美结合。这是一篇悼念性的文字，而前人曾评此作“戏笑成文”(郑之惠《苏长公合作》)。这篇散文的主要部分确实颇多诙谐之语，写得妙趣横生，但惟其如此，正可见出作者和文与可的“亲厚无间”，而文与可一旦亡故，作者的悲痛之深也就可想而知。以喜衬悲，也益见其悲，较好地体现了艺术的辩证法。此文语言天然本色，朴素清新。全文好似从作者胸中自然流出，滔滔汩汩，毫无滞碍，所用语言不加雕琢，文从字顺，活泼流畅。正如明代王舜俞所说：“文至东坡真是不须作文，只随便记录便是文。”(《苏长公小品》)

（选自《古文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年版）

■谈诗书画的关系

启功，字元白，北京人，１９１２年生。满族，姓爱新觉罗。幼而失学，自学而成，从作童蒙师到在大学教书，已逾半个世纪。现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主要著作有《诗文声律论稿》、《古代字体论稿》、《启功丛稿》、《启功书法作品选》、《论书绝句一百首》等。

首先说明，这里所说的诗是指汉诗，书指汉字的书法，画指中国画。

大约自从唐代郑虔以同时擅长诗书画被称为“三绝”以后，这便成了书画家多才多艺的美称，甚至成为对一个书画家的要求条件。但这仅止说明三项艺术具备在某一作者身上，并不说明三者的内在关系。

古代又有人称赞唐代王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以后又成了对诗、画评价的常用考语。这比泛称三绝的说法，当然是进了一步。现在拟从几个不同的角度，探索一下诗书画的关系，以供乐于此道者参考。一“诗”的涵义。最初不过是从徒歌的谣谚或带乐的唱辞，在古代由于它和人们的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又发展到政治、外交的领域中，起着许多作用。再后某些具有政治野心、统治欲望的“理论家”硬把古代某些歌辞解释成为含有“微言大义”的教条，那些记录下来的歌辞又上升为儒家的“经典”。这是诗在中国古代曾被扣上过的几层帽子。

客观一些，从哲学、美学的角度论的“诗”，又成了“美”的极高代称。一切山河大地、秋月春风、巍峨的建筑、优美的舞姿、悲欢离合的生活、壮烈牺牲的事迹等等，都可以被加上“诗一般的”这句美誉。若从这个角度来论，则书与画也可被包罗进去。现在收束回来，只谈文学范畴的“诗”。二诗与书的关系。从广义来说，一个美好的书法作品，也有资格被加上“诗一般的”四字桂冠，现在从狭义讨论，我便认为

诗与书的关系远远比不上诗与画的关系深厚。再缩小一步，我曾认为书法不能脱离文辞而独立存在，即使只写一个字，那一个字也必有它的意义。例如写一个“喜”字或一个“福”字，都代表着人们的愿望。一个“佛”字，在佛教传入以后，译经者用它来对梵音，不过是一个声音的符号，而纸上写的“佛”字，贴在墙上，就有人向它膜拜。所拜并非写的笔法墨法，而是这个字所代表的意义。所以我曾认为书法是文辞以至诗文的“载体”。近来有人设想把书法从文辞中脱离出来而独立存在，这应怎么办，我真是百思不得其法。

但转念书法与文辞也不是随便抓来便可用的瓶瓶罐罐，可以任意盛任何东西。一个出土的瓷虎子，如果摆在案上插花，懂得古器物的人看来，究竟不雅。所以即使瓶瓶罐罐，也不是没有各自的用途。书法即使作为“载体”，也不是毫无条件的；文辞内容与书风，也不是毫无关联的。唐代孙过庭《书谱》说：“写乐毅则情多怫郁，书画赞则意涉瑰奇，黄庭经则怡怿虚无，太师箴又纵横争折。暨乎兰亭兴集，思逸神超：私门诫誓，情拘志惨。所谓涉乐方笑，言哀已叹。”王羲之的这些帖上是否果然分别表现着这些种情绪，其中有无孙氏的主观想像，今已无从在千翻百刻的死帖中得到印证，但字迹与书写时的情绪会有关系，则是合乎情理的。这是讲写者的情绪对写出的风格有所影响。

还有所写的文辞与字迹风格也有适宜与否的问题。例如用颜真卿肥厚的笔法、圆满的结字来写李商隐的“昨夜星辰昨夜风”之类的无题诗，或用褚遂良柔媚的笔法、俊俏的结字来写“杀气冲霄，儿郎虎豹”之类的花脸戏词，也使人觉得不是滋味。

归结来说，诗与书，有些关系，但不如诗与画的关系那么密切，也不如那么复杂。三书与画的关系问题。这是一个大马蜂窝，不可随便乱捅。因为稍稍一捅，即会引起无穷的争论。但题目所逼，又不能避而不谈，只好说说纯粹属于我个人的私见，并不想“执途人以强同”。

我个人认为“书画同源”这个成语最为“书画相关论”者所引据，但同“源”之后，当前的“流”还同不同呢？按神话说，人类同出于亚当、夏娃，源相同了。为什么后世还有国与国的争端，为什么还有种族的差别，为什么还要语言的翻译呢？可见“当流说流”是现实的态度，源不等于流，也无法代替流。

我认为写出的好字，是一个个富有弹力、血脉灵活、寓变化于规范中的图案，一行一篇又是成倍数、方数增加的复杂图案。写字的工具是毛笔，与作画的工具相同，在某些点划效果上有其共同之处。最明显的例如元代柯九思、吴镇，明清之间的龚贤、渐江等等，他们画的竹叶、树枝、山石轮廓和皴法，都几乎完全与字迹的笔划调子相同，但这不等于书画本身的相同。

书与画，以艺术品种说，虽然殊途，但在人的生活上的作用，却有共同之处。一幅画供人欣赏，一幅字也无二致。我曾误认文化修养不深的人、不擅长写字的人必然只爱画不爱字，结果并不然。一幅好字吸引人，往往并不少于一幅好画。

书法在一个国家民族中，既具有“上下千年、纵横万里”的经历，直到今天还在受人爱好，必有它的特殊因素。又不但在使用这种文字的国家民族中如此，而且越来越多地受到并不使用这种文字的兄弟国家民族的艺术家们注意。为什么？这是个值得探索的问题。

我认为如果能找到书法艺术所以能起如此作用，能有如此影响的原因，把这个“因”和画类同样的“因”相比才能得出它们的真正关系。这种“因”是两者关系的内核，它深于也广于工具、点划、形象、风格等等外露的因素。所以我想与其说“书画同源”，不如说“书画同核”，似乎更能概括它们的关系。

有人说，这个“核”究竟应该怎样理解，它包括哪些内容？甚至应该探讨一下它是如何形成的。现在就这个问题作一些探索。

（一）民族的习惯和工具：许多人长久共同生活在一块土地上，由于种种条件，使他们使用共同的工具；

（二）共同的好恶：无论是先天生理的或后天习染的，在交通不便时，久而蕴成共同心理、情调以至

共同的好恶，进而成为共同的道德标准、教育内容；

（三）共同表现方法：用某些语辞表达某些事物、情感，成为共同语言。用共同办法来表现某些形象，成为共同的艺术手法；

（四）共同的传统：以上各种习惯，日久成为共同的各方面的传统；

（五）合成了“信号”：以上这一切，合成了一种“信号”，它是以使人看到甲联想乙，所谓“对竹思鹤”、“爱屋及乌”，同时它又能支配生活和影响艺术创作。合乎这个信号的即被认为谐调，否则即被认为不谐调。

所以我以为如果问诗书画的共同“内核”是什么，是否可以说即是这种多方面的共同习惯所合成的“信号”。一切好恶的标准，表现的手法，敏感而易融的联想，相对稳定甚至寓有排他性的传统，在本民族（或集团）以外的人，可能原来无此感觉，但这些“信号”是经久提炼而成的，它的感染力也绝不永久限于本土，它也会感染别人，或与别的信号相结合，而成新的文化艺术品种。

当这个信号与另一民族的信号相遇而有所比较时，又会发现彼此的不足或多余。所谓不足多余的范围，从广大到细微，从抽象到具体，并非片言可尽。姑从缩小范围的诗画题材和内容来看，如把某些诗歌中常用的词汇、所反映的生活，加以统计，它的雷同重复的程度，会使人吃惊甚至发笑。某个时代某些诗人、画家总有爱咏、爱画的某些事物，又常爱那样去咏、那样去画。也有绝不“入诗”、“入画”的东西和绝不使用的手法。彼此影响，互相补充，也常出现新的风格流派。

这种彼此影响，互成增减的结果，当然各自有所变化，但在变化中又必然都带有其固有的传统特征。那些特征，也可算作“信号”中的组成部分。它往往顽强地表现着，即使接受了乙方条件的甲方，还常能使人看出它是甲而不是乙。

再总括来说，前所谓的“核”，也就是一个民族文化艺术上由于共同工具、共同思想、共同方法、共同传统所合成的那种“信号”。四诗与画的关系。我认为诗与画是同胞兄弟，它们有一个共同的母亲，即是生活。具体些说，即是它们都来自生活中的环境、感情等等，都有美的要求、有动人力量的要求等等。如果没有环境的启发、感情的激动，作出的诗或画，必然是无病呻吟或枯燥乏味的。如果创作时没有美的要求，不想有动人的力量，也必然使观者、读者味同嚼蜡。

这些相同之处，不是人人都同时具备的，也就是说不是画家都是诗人，诗人也不都是画家。但一首好诗和一幅好画，给人们的享受则是各有一定的分量，有不同而同的内核。这话似乎未免太笼统、太抽象了。但这个原则，应该是不难理解的。

从具体作品来说，略有以下几个角度：

（一）评王维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这两句名言，事实上已把诗画的关系缩得非常之小了。请看王维诗中的“画境”名句，如“山中一夜雨，树杪百重泉”，“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草枯鹰眼疾，雪尽马蹄轻”，“坐看红树不知远，行尽青山忽见人”等等著名佳句，也不过是达到了情景交融甚或只够写景生动的效果。其实这类情景丰富的诗句或诗篇，并不止王维独有，像李白、杜甫诸家，也有许多可以媲美甚至超过的。李白如“朝辞白帝彩云间”、“天门中断楚江开”，《蜀道难》诸作；杜甫如“吴楚东南坼”、“无边落木萧萧下”，《奉观严郑公厅事岷山沱江画图十韵》诸作，哪句不是“诗中有画”？只因王维能画，所以还有下句“画中有诗”，于是特别取得“优惠待遇”而已。

至于王维画是个什么样子，今天已无从得以目验。史书上说他“云峰石迹，迥出天机；笔思纵横，参乎造化”。这两句倒真达到了诗画交融的高度，但又夸张得令人难以想像了。试从商周刻铸的器物花纹看起，中经汉魏六朝，隋唐宋元，直到今天的中外名画，又哪一件可以证明“天机”、“造化”是个什么程度？王维的真迹已无一存，无从加以证实，那么王维的面便永远在“诗一般的”极高标准中“缺席判决”地存在着。以上是说诗与画二者同时具备于一人笔下的问题

（二）画面境界会因诗而丰富提高。画是有形的，而又有它的先天局限性。画某人的像，如不写明，不认识这个人的观者就无从知道是谁。一个风景，也无从知道画上的东西南北。等等情况，都需要画外的补充。而补充的方法，又不能在画面上多加小注。即使加注，也只能注些人名、地名、花果名、故事名，却无从注明其中要表现的感情。事实上画上的几个字的题辞以至题诗，都起着注明的作用，如一人骑驴，可以写“出游”、“吟诗”、“访友”甚至“回家”，都可因图名而唤起观者的联想，丰富了图中的意境，题诗更足以发挥这种功能。但那些把图中事物摘出排列成为五、七言有韵的“提货单”，则不在此内（不举例了）。

杜甫那首《奉观严郑公厅事岷山沱江画图》诗，首云：“沱水流中坐，岷山到北堂”，这幅画我们已无从看到，但可知画上未必在山上注写“岷山”，在水中注写“沱水”。即使曾有注字，而“流”和“到”也必无从注出，再退步讲，水的“流”可用水纹表示，而山的“到”，又岂能画上两脚呢！无疑这是诗人赋予图画的内容，引发观画人的情感，诗与画因此相得益彰。今天此画虽已不存，而读此诗时，画面便如在眼前。甚至可以说，如真见原画，还未必比得上读诗所想的那么完美。

再如苏轼《题虔州八境图》云：“涛头寂寞打城还，章贡台前暮霭寒，倦客登临无限思，孤云落日是长安。”我生平看到宋画，敢说相当不少了，也确有不少作品能表达出很难表达的情景，即此诗中的涛头、城郭、章贡台、暮霭、孤云、落日都不难画出，但苏诗中那种回肠荡气的感情，肯定画上是无从具体画出的。

又一首云：“朱楼深处日微明，皂盖归来酒半醒，薄暮渔樵人去尽，碧溪青嶂绕螺亭。”和前首一样，景物在图中不难一一画出，而诗中的那种惆怅心情，虽荆、关、李、范也必无从措手的。这八境图我们已知是先有画后题诗的，这分明是诗人赋予图画以感情的。但画手竟然用他的图画启发了诗人这些感情，画手也应有一份功劳。更公平地说，画的作用并不只是题诗用的一幅花笺，能引得诗人题出这样好诗的那幅画，必然不同于寻常所见的污泥浊水。

（三）诗画可以互相阐发。举一个例：曾见一幅南宋人画的纨扇，另一面是南宋后期某个皇帝的题字，笔迹略似理宗。画一个大船停泊在河边，岸上一带城墙，天上一轮明月。船比较高大，几占画面三分之一，相当充塞。题字是两句诗，“泬寥明月夜，淡泊早秋天”，不知是谁作的。也不知这两面纨扇，是先有字后补图，还是为图题的字。这画的特点在于诗意是冷落寂寞的，而画面上却是景物稠密的，妙处在即用这样稠密的景物，竟能把“泬寥”、“明月夜”和“淡泊”、“早秋天”的难状内容，和盘托给观者。足使任何观者都不能不承认画出了以上四项内容，而且了无差错。如果先有题字，则是画手善于传出诗意，这定是深通诗意的画家；如果先有画，则是题者善于捉住画中的气氛，而用语言加工成为诗句。如诗非写者所作，则是一位善于选句的书家。总之或诗中的情感被画家领悟，或画家的情感被题者领悟，这是“相得益彰”的又一典范。

其实所见宋人画尤其许多纨扇小品，一入目来便使人发生某些情感的不一而足。有人形容美女常说“一双能说话的眼睛”，我想借喻好画说它们是一幅幅“能说话的景物，能吟诗的画图”。

可以设想在明清画家高手中如唐六如、仇十洲、王石谷、恽南田诸公，如画泬寥淡泊之景，也必然不外疏林黄叶，细雨轻烟的处理手法。更特殊的是那幅画大船纨扇的画家，是处在“马一角”的时代，却不落“一角”的套子，岂能不算是豪杰之士！

（四）诗画结合的变体奇迹。元代已然是“文人画”（借用董其昌语）成为主流，在创作方法上已然从画帧上贴绢立着画而转到案头上铺纸坐着画了。无论所画是山林丘壑还是枯木竹石，他们最先的前提，不是物象是否得真，而是点划是否舒适。换句话说，即是志在笔墨，而不是志在物象。物象几乎要成为舒适笔墨的载体，而这种舒适笔墨下的物象，又与他们的诗情相结合，成为一种新的东西。倪瓒那段有名的题语，说他画竹只是写胸中的逸气，任凭观者看成是麻是芦，他全不管。这并非信口胡说，而确实代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