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三维视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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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不断进行理论创新，才能保持其活力，才能对社会主义实践活动切实起到推动作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必须从实践性、民族性和时代性三个角度进行拓展。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要想进一步巩固和完善，社会生产力要得到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必须长期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通过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体现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让它们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和感召力。
　　[论文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的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均得到了显著提高，取得这些成绩和进步的关键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社会主义制度要想进一步巩固和完善，社会生产力要得到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必须长期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通过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让它们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和感召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需要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理论创新必须以实践性、民族性和时代性作为其有效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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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论创新的实践维度是指，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要始终坚持把实践放在首位，既要明确理论创新是对鲜活的实践经验的理论概括和升华，也要认识到理论创新必须回归于实践。“离开革命实践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而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来看，实践永远是理论的最终指向。
　　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建伊始，就明确指出理论最终应该以实践为依归。显然，马克思把理论(思维)真理性的判定标准归结到了实践层面，这就抛弃了传统意识哲学用理论来反驳理论的形而上学特征，开辟了从实践角度评判理论价值的新路径。
　　这一哲学变革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在于，从马克思主义开始，哲学实现了从理论批判向实践批判的转向，指出哲学家们的理论创新不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是应该用理论来“改变世界”。列宁主义既是马克思主义在帝国主义阶段的理论呈现，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实践应用。列宁在吸收《哥达纲领批判》中的过渡理论并结合本国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迂回过渡”的策略，“在一个小农生产者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里，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必须通过一系列特殊的过渡办法”这直接体现了理论服务于实践的特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也证明，只有在充分掌握社会实践的基础上才能够真正做到理论创新，这些创新后的理论才能够为以后的革命实践提供科学指导。毛泽东对理论与实践之关系的科学认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也表明，任何理论研究和政治决策都应该以实践作为指向。邓小平明确提出“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在此基础上制定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宏观政策。在方法上，邓小平和陈云等人号召，经济体制改革“摸着石头过河”，对各地区的经济实践“总结经验”，因为只有这样认清中国的改革实践及社会现状，才能够制定出科学的决策。党的第三代领导人同样重视实践在理论创新中的重要作用，认为“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是知识常新和发展的源泉，是检验真理的试金石”。作为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脉相承的科学发展观，同样坚持以理论创新来引领实践，以实践来推动理论创新的思想理路。科学的发展观，首先要求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在注重本国发展实践的同时，注重借鉴国外的发展经验，在一定意义上，科学发展观对实践的规定已经由民族国家突破到了全球范围，看到了全球经济一体化所带来的新机遇新挑战，这就需要必须认清当前社会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深刻把握我国发展的新课题新矛盾，进而要求必须进一步认清我国的基本国情，既不妄自菲薄、自甘落后，又不脱离实际、急于求成，在清醒认识国内国际形势的前提下，全面把握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转变陈旧的思想观念，把社会发展引导到科学发展、把科学发展观贯彻到社会实践当中去，从而实现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
　　马克思恩格斯将实践旨趣作为其理论研究的动力，把实践的观点作为其理论的首要观点，并将之作为区分新、旧唯物主义的根本标志，应该说在方法论上实现了研究范式的巨大转换。俄国“十月革命”与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把实践作为自己理论的终极追求，也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才在上个世纪得到了充分发展。
　　　　　　　　　　　　　　　　　　　　　二
　　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要想在价值多元时代保持指导地位，必须把民族性作为自己的创新维度。对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来说，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民族特色就是让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该民族的文化、精神气质和社会风俗等融合起来。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就是不断从我国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和养分，丰富和发展自己的理论内涵。作为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必然具有世界性。那么，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性是否排斥其民族性?马克思主义民族化这种提法是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是不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呢?对此，我们同样需要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史两个维度进行考察。
　　在马克思主义创立阶段，马克思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充分考虑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的特殊性。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中，马克思谈到了如何解决社会发展过程中“卡夫丁峡谷”问题，认为俄国的特殊国情“使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用到公社中来”。他意识到俄国作为惟一在全国范围内把“农业公社”保存至今的欧洲国家，具有明显的特殊性，因而认为不能“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理论和实践上也坚持了尊重民族性这一特点。列宁在解决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问题时，也突出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本民族融合的特点。关于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列宁认为，“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它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这就要求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使之能够与本国、本民族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科学地反映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性(国际性)与特殊性(民族性)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