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右派的“保守疗法”到左派的“休克补课” ――论匈牙利转轨（一）(一)
详细内容
一、“匈牙利保守主义”的由来
在东欧的转轨国家中匈牙利的道路一直令人注目，它先是以搞“渐进改革”著称，后来又以左派政府“激进”的“休克补课”叫世人瞠目。在私有化行动中，匈牙利人根据自己的国情，选择了他们认为适合自己的方式――国际融资与产权改革合二而一，面向外资全部“卖”光，以此来表示匈愿意主动接受国外资本为主导的国际分工，又一次地显露出它的经济体制转换的独特之处。
匈牙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是比较发达的农业国家，在苏军解放以后，靠苏联扶植起来的拉科西等亲苏派，紧跟苏联的指挥棒转，在匈牙利实行全盘苏化。他们不顾自己自然资源贫乏，基本原材料和能源全部依赖进口的实际情况，大搞“钢铁国家”，实行“重重轻轻”（重视重工业，轻视轻工业）、“两高一低”（高投资、高积累、低消费）。其结果使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国民收入下降，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以第一个五年计划为例，工业每年以18%的速度递增，而职工工资却连续3年大幅度下降（分别为17.7%、13%和10.3%）。职工人均收入1955年比1949年下降22%，积累率由5-6%一下子跳到30%，投资从原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5%一下子提高到50-55%，其中基础设施投资比例从50%下降到30%，农业投资只占总投资的13%。[1]这种状况引起人民的强烈不满，他们要求改变现状，变革现有经济体制的呼声日渐高涨，于是就有了1956年匈牙利事件。
苏联的坦克把事态镇压下去后，强大压力使拟议中的改革中断。此后几年中，“指令性计划成为不可更改的唯一形式”。但从骨子里匈牙利人一直认为自己的追求更符合本国特点。到1962-1965年，苏联经济学界展开对利别尔曼有关企业放权和经济自由观点的公开讨论，匈牙利抓住这个相对宽松的气候，迅速展开初级市场化试验，改革的主要措施是取消国家下达给企业的主要指令性指标，取消物资统包统拨统配，建立社会生产资料市场，扩大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发挥各种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加强企业内部的民主管理，经营决策实行厂长负责制等。从1968年起，通过在计划经济的框架内引入市场机制，匈牙利成为东欧最早实行经济改革的国家。在长达20年的改革过程中，在商业、手工业、服务行业和中小企业中普遍实行承包制、租赁制，使人们易于接受市场经济，这为后来的经济转轨奠定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匈牙利在过去的经济改革中还制定出了比较完善的经济法律和法规，使之成为当时东欧国家中与西方法律最接近的国家之一。同时，也培养了一批熟悉市场经济的专业经济人员，可以说，早年的经济改革为剧变后的私有化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60-70年代改革使匈牙利改变了过去单一的指令性行政干预和过分集中的束缚生产力的体制模式，经济出现了显著的增长。这段时间国民收入比50年代翻了4番，工业总产值比50年代增长了7倍，农业跻身世界最发达国家的行列，人均产值名列世界第4位。从开始改革到1981年，居民消费每年平均以5-6%的速度递增。所有国民一律享受劳动保险、免费医疗和8年义务教育等各种福利待遇。当时匈牙利被西方记者称为“东方乐园”、“消费者的天堂”。每年旅匈的外国游客达4千万，是匈本国人口的4倍多。
但好景不长，70年代中期，由于世界能源危机和外贸环境恶化、苏联的干预加大等原因，匈牙利的改革陷入停滞，国家经济体制又重新回到指令性计划的轨道上。
80年代末苏东剧变后，匈原执政党发生分裂并在大选中败北，她的两个后继者，“传统派”社工党因得票未达到4%无法进入议会，“改革派”社会党虽进入议会，但任何一个政党都不愿与它联合组阁。于是民主论坛联合独立小农党、基督教民主人民党组成右派联合政府。在这个联合中，民主论坛是由“人民―民族传统派”、古典自由主义派和基督教民主派三种力量组成的阵营，其中居于主流的人民―民族传统派属于典型的右翼民族主义保守派，其盟友独立小农党更是二战前曾经执政的“历史党”，基督教民主派与另一盟友基民党则是“基督教保守主义者”，这两支右派基本上决定了政府的姿态。而民主论坛中的自由主义派只是支流。另一方面，这届国会中最大的反对党自民盟则属于典型的自由民主主义，主张“全球化”的市场经济，用西欧的观点看属于中右政党，它与当时已成为中左派的社会党后来渐渐接近。
可见当时的匈牙利政治是一种右(两种保守主义)―中（中左、中右）对峙格局。执政的右派除一般也承认市场化、民主化外，还以民族主义、强国主义与宗教责任这类“欧洲式保守”理念为特色。如所周知，民族主义在俄罗斯可能具有亲左的政治谱系，在东欧则相反，历史上东欧民族主义都与反苏、因而也就是与“右”挂钩，甚至具有激进反苏也就是激进“右派”的特点。但这种情况下的“激进右派”并不是“激进市场派”，他们关于改革的目标模式与其说更多地受当代美国或西方的影响，不如说更多地受共产党以前（二战以前）匈牙利旧传统影响――这―传统显然与美国式自由市场距离甚大。他们虽然如现今欧洲左中右各派都承认的那样承认市场化的必要，但他们更愿意看到的与其说是“全球化”的市场经济，不如说是更带有保护主义色彩的匈牙利本位的市场经济。而在这剧变后第一届政府中，民主论坛是主导，因而形成在当时东欧极为典型的“右派政府”，――但却不是激进市场改革政府――就成了逻辑的必然了。
匈牙利的“保守疗法”除了与右派政府的执政理念有关外，还与匈牙利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乃至反对派的状况有关。匈牙利在剧变前素以靠借债发展经济著名，1991年时匈外债总额积累已达226亿美元，人均2300美元。与之相比，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联邦人口比匈牙利多57%，外债总额却只有67亿美元，人均负债仅427美元。波兰外债虽达480亿美元，但人均也只有1250美元左右。[2]匈的人均外债在东欧是最多的。这种债台高筑的状况决定了匈牙利在产权改革中必须考虑变现国有资产以还债的问题，把国有资产无偿分配给全体国民的捷克式做法因而行不通。十年来匈牙利不管左派还是右派执政，搞的是“保守”疗法还是激进改制，始终都坚持了“只卖不分”的原则，国家需要私有化收入来还债是一个重要原因。而在匈牙利主流理论界看来，只要国有资产的出售能够实行公正的代理交易原则，做到公开、透明、公平竞价，那么以变现国有资产所得来用于公共开支（公共服务、社会保障乃至归还国债等），与把国有资产分配给国民的性质是一样公正的。
另一方面，匈牙利的经济学传统与非官方立场的态度也是一个条件。由于剧变前匈与波、南均为“体制内市场取向改革”历有年所的国家，本国的转轨经济学较发达，以科尔奈为代表的匈牙利学派在剧变前居于主流，剧变后仍很有影响。科尔奈本人在剧变后“市场取向”更加发展，不但对原体制彻底否定，而且对西方经济学中强调国家作用的凯恩斯传统也持否定态度。在所有制方面他不仅一般地主张私有化，而且主张要形成“有血有肉的私有者”、“人格化的私有者”。[3]他反对公众持股、法人持股、雇员持股等“人民资本主义”观念，强调私有化就是要把企业交到自然人企业家手中，而不赞成“所有权分享”。这样他自然对捷克式的全民平分资产或波兰式的雇员集体持股不以为然，而主张把企业直接卖给自然人。但另一方面，科尔奈又对国有企业的“可改造性”持悲观态度，认为不管是卖是分很多企业肯定是搞不好的。市场化改革不能把重点放在存量上，而应当放在增量上，即不是着重于如何把现有国企私有化，而是着重于在体制外培育“新的”私有经济――在实践中这基本上就是指引进外资。以科尔奈为代表的这种主张对右派政府的影响主要是前一方面，即促进了不同于波、捷的“保守疗法”，而它对社会党政府的影响则主要是后一方面（科尔奈本人剧变后未加入政党，但因历史渊源他仍然与社会党关系较深），因而促进了“面向外资全买光”的做法。
二、右派政府的“保守疗法”
由于以上原因，剧变后产生的匈牙利第一届政府虽然是整个东欧最典型的右派政府，其政策却与其说是自由主义不如说是保守主义的，在经济上即具有较浓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色彩。这一届匈牙利政府不象波兰政府那样受到强大的工会影响，不象捷克政府那样受到知识分子“68年人”和“七七宪章理想主义”的影响，也不像罗马尼亚与独联体各国政府那样基本上仍然是“前共产党人”执政。以民主论坛为主的安托尔政府中清一色是与剧变前政权没有“瓜葛”的人，其年龄结构在东欧新政府中属最大者之一。它受战前匈牙利旧式精英传统影响较深，有强烈的民族保守色彩。在对外方面，这届政府咄咄逼人的“大匈牙利主义”令四邻侧目，不仅共产党时代、甚至凡尔赛体系下奥匈帝国瓦解时的旧案也重被提起，邻国的匈族地区（罗马尼亚的特兰西瓦尼亚、南斯拉夫的伏伊伏丁那与斯洛伐克东南部）因而成为匈牙利外交的困境，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匈的孤立。在对内方面，这届政府热衷于按匈牙利旧传统的标准来“恢复公道”，除在政治上忙于翻历史旧案外，在经济上则积极推进“重新私有化”，即把共产党时代没收的东西“物归原主”。虽然由于时代的因素，在成熟的民主制下右派的“反功倒算”实际上走不了多远，但这却妨碍了政府建立一种向前看的市场经济制度。由于二战前匈牙利的经济就具有国家统制的色彩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这种经济保守主义便显得十分“渐进”了。
在激进战略所主张的稳定化（以紧缩反通胀并建立宏观均衡）、自由化（放开物价）、私有化三者中，匈牙利这届政府只在价格自由化方面与其他东欧国家、主要是与其邻近的波、捷两国大致同步――但在能源等价格上也更为谨慎，而在其他两个方面就显得十分特殊了。
以财政、货币双紧缩削减财政赤字、压抑通货膨胀、恢复财政预算、国际收支、市场供求的相对平衡，本是所谓休克疗法的狭义或本意内容。而在这方面，匈右派政府与波、捷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
上表提示：1990-1994年间匈牙利的货币-财政政策明显具有“反休克”特征或财政扩张特征。5年间匈牙利从财政盈余发展到财政赤字占GDP总量的8.4%，而波、捷虽在转轨头一年出现了开支失控，从1992年起两国便成功扭转了赤字扩大趋势。到1994年波兰赤字总量占GDP由6.0%降至2.7%。捷克由3.1%降至1.2%，基本上实现无赤字预算。
匈牙利财政赤字增加是与政府开支失控分不开的。这5年匈这项开支占GDP比例持续扩大，从53.5%扩大到60.9%，而波、捷从1991年以后便基本稳定了这项指标，1994年波兰此项指标比匈牙利低11.3个百分点，捷克低17.6个百分点。
由于财政膨胀，匈牙利的国际收支状况也明显恶化，从前三年的贸易盈余转为后两年的明显赤字，1994年国际贸易赤字已占GDP总量的近一成。而波兰此期间基本是盈余，捷克则基本持平。
同一时期，匈牙利债务危机加剧，波兰债务危机明显缓解，捷克则一直处于相对低外债状态，基本无债务危机。尤其在外债总额与出口量的比率上，波匈两国在这几年间的地位正好掉了个个：匈牙利的外债从占当年出口总值的2.45倍剧增至3.75倍，波兰则从3.75倍降至2.48倍。
在这几年间，由于成功实行了紧缩政策，波兰在剧变前就存在的通货膨胀危机基本消除，消费价格从1990年末的年增249%降至次年的60.4%，此后逐年下降到1995年的21.6%。捷克则从1991年的52%降至1995年的7.9%。而匈牙利1990年末为33.4%，1993年已回落到21.1%，但由于财政扩张失控，1995年又升至28.3%，丧失了大部分“稳定”成果。
由于右派政府靠扩张财政、增加开支来维持经济、促进“复苏”，各企业在国家补贴下没有出现波、捷头两年那样大幅度的滑坡。按当时的说法，1990年匈牙利经济只下降了3.3%，而波兰则下降了11.6%（当年捷克只下降了1.2%）；1991年匈牙利再下降11.9%，而捷克则下降了14.2%（当年波兰只下降7%）。于是这两年里匈牙利作为实行“渐进改革”成功的例子受到不满波、捷做法（据说那就是所谓的休克疗法）的人的高度评价：在1990年他们拿匈与波兰相比，而1991年则与捷克相比。然而就是在那两年，如果综合比较这三国，则匈牙利的滑坡幅度实际上并不比波、捷低多少，以后的回升却明显地慢于波、捷。
以上三个不同的统计依据得出的表格都证明了同一个趋势：匈牙利的“保守疗法”虽然使它在滑坡最剧烈的一年经济跌幅比波、捷小，但由于整个滑坡期拖长，匈牙利总的滑坡幅度反而更大，而且回升乏力。因此在转轨前6年它的总体经济状况明显差于波捷两国。C表是由国际金融机构测算了各国“灰色经济”并以之修正了经济增长状况后得出的结果，这种统计大大减少了滑坡值而使三国经济这6年都表现为总的大幅增长，但匈仅增长22.13%，仍远小于波兰的114.24%与捷克的83.94%。可见，无论按哪种统计方式，无论以“正式经济”看，还是加上官方统计没有反映的隐形经济成份，“保守疗法”时期匈牙利的转轨业绩都比波、捷两国要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