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河流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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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一:《《巨流河》读后感》
《巨流河》读后感
好不容易找到一本电子版的《巨流河》(台版),因为是老师极力推荐的,我对这本书也是充满了期待。然而看完开篇别人对于本书的极高的评价后,读了前几页却未见得那么华丽。但是一天天读下来之后却发现好久没读书的自己竟喜欢上了这样平淡的文字。我想也只有这位耄耋之年的作者才能把的那个有着巨大争议的时代写得如此平静,平静得“如此悲伤,如此愉悦,如此独特”。
老实说,前六章我都是怀着极大的兴趣去看的。然而兴致之后,却是愈发沉重的思考。作者带我们从另一个视角看现代中国苦难的历史,随之而来的便是各种矛盾。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作者对于张学良“没有智慧和尊严”的评价,在我们的历史教材中,张学良一直是风流倜傥的“少帅”,正如周恩来评价他的那句“民族英雄、千古功臣”一样。之前也有老师曾对张学良做过反面的评价,然而读完这本书后我才对他有了更为全面的评价。政治影响下的苍白的历史让许多事情变得虚假,正因此我们需要获得更加全面的历史认知。然而这种认知并不是类似于“愤青”的那种无知的冲动,而是对历史的尊重,也是对现实的尊重。
书的后半部分主要讲的是作者在定居台湾后对自己文学梦想的坚持,更加偏专业一些,我这个缺少文学熏陶的工科生真是无法耐心地完整阅读下去,于是有些部分就走马观花似的看了。这其中最让我感动的就是作者一生对于“南开精神”的坚持。作者曾在
第三章用一整章的篇幅回忆自己在南开中学的求学生涯,足以看出南开精神对她人生的影响。这也让同样在南开求学的我备受激励。当然,最珍贵的还是张老校长的那一句“你不带校徽出去,也要让人看出你是南开的!”
终于,读到了最后一章,我却渐渐有了不舍读完的感觉,尤其是读到最后一句时我仍然不住地向下翻页,却只看到“全书完”„„我想,这才是真正的好文字吧,让你在不知不觉中被感动。看到五十多年后中学同学相聚,已至弥留阶段的老同学念着杜甫的诗句: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心中默想着那种画面,又想起自己已与许多中学同学毫无联系,突然有些失落之感。
全书以一句“一切归于永恒的平静”结尾,然而从巨流河到哑口海,如何能归于永恒的平静?至少在我看来,作者是有一些怨念的。作者也曾强调不希望自己的文学涉及政治,然而文中的“国仇家恨”却处处可见,可能因为父亲曾是国民党高官,这份情感更加深重。然而作者对大陆的抨击,有一些我是不能苟同的。书中曾写到当初在学生时期合唱的《义勇军进行曲》,后因歌曲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而无人再敢唱;接下来又写到《湖上之火》因反对美国政府而在台湾被列为禁书。尤其是后者,仔细思考发现这何尝不也是一种悲哀。作者给我们提供了看历史的一个新的角度,然而作者是不是也因几十年来心中积聚的“国仇家恨”影响了自己呢?历史无法重演,尊重历史并不意味着苟同或者是无尽的抨击,这也算是我读此书最大的收获了吧。
当然,最值得人们欣赏的,还是这本书的态度。或许,经历的多了,再大的风浪也终归平静。
篇二:《《巨流河》读后感》《巨流河》读后感
齐邦媛教授的回忆录《巨流河》是一本很精彩的书。
我感到有以下优点。
一是内容厚重。作者80高龄写成此书。一生经历了诸多重大的历史变迁。从抗日战争,到内战,到台湾和大陆从对抗到对话的各个时期,都以一个知识女性的独特视角记录了亲历亲闻。有很多独家的历史细节,十分珍贵。二是作者既有很好的国学根底,又有很高的英文修养,全书既是严谨的史笔,又是优雅的散文。现在国内出版的回忆录也很多,对历史抱有严谨态度者已是上品,兼具美文品质者十分罕见。而一般大陆作家的回忆录虽有文采,但有历史感者极少。
三是若干内容给人以现实启迪。在现代化进程中,台湾比大陆快一拍。在许多方面,可以说台湾的昨天是大陆的今天,台湾的今天是大陆的明天。且举一例:齐邦媛在1970年代在国立编译馆供职,主持新编台湾中学国文教科书。台湾原来和大陆相似,在党化教育的大环境下,语文教科书以意识形态为主导,孙中山、蒋介石的文章比重很大,别的选文也着眼于政治需要,差不多成了政治教科书,学生十分反感。齐邦媛借重一批开明教授的支持,改变了这个格局,让语文回归语文。这有点像前些年钱理群他们组织编写《新语文读本》,向官方版陈旧的语文教科书发起挑战。所不同的是,齐邦媛获得了成功。而钱理群的《读本》至今处在边缘地位。上海的新编中学历史教科书,企图告别阶级斗争史观,采用文明史观,因几位史学界左爷告状,干脆被官方封杀。而台湾教科书改革,虽有守旧势力责难,经历阵痛,毕竟成功。从这个意义上看,大陆今天某些方面,还没有达台湾70年代的水平。
篇三:《读《巨流河》有感》读《巨流河》有感
姚兴
终于断断续续地读完了《巨流河》,这是一本很好的书,让人动情处很多,很难用文字来表达自己内心的感受,觉得没有能力写读后感。简单介绍并摘抄若干,聊表敬意,希望更多的人喜爱这本书。
全书按照齐邦媛先生的一生经历为线索,叙述了她前半生在战火硝烟中的大陆颠簸流离,后半生在风雨飘摇的台湾潜心治学的经历。齐邦媛年少时跟随父母流亡,抗战时期在大后方完成学业,师从朱光潜,打下深厚的中英文学功底,也看尽国破家亡的苦难苍生。家庭背景让她更深刻直接地面对战争带来的变革和创伤,在作者的笔下,刚强的青年学生高歌中国有我,不亡,烈士遗孤张大飞投身空军义无反顾,每一章每一节都惊心动魄催人泪下。更难能可贵的是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动乱中仍然办杂志开书店,在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教育,生命不止,弦歌不辍使中华几千年的文化不至于因时局动荡而断层,也传授了西方的文学艺术和先进科技,这些人后来都成了复兴中华的中坚力量。
最让我以记忆深刻的还是齐先生写自己在抗日战争时期接受南开教育的那段史实,烽火烧得炽热,炸弹伴随我们的读书声。不跑警报的时候,埋首用功;跑警报时,课本仍然带着,准备明天的考试。……在那艰难的环境,我们每天吃得不好,穿得不好,晚上被臭虫咬,白天要跑警报,连有月亮的夜里也不放过。正因为如此,剩下的一点点时间就变得无比珍贵。每天早上升旗典礼,老师们总会说些鼓励的话,南开给我们的这种敲打的教育,深深影响我们。在战火延烧的岁月,师长们联手守护这一方学习的净土,坚毅、勤勉,把我们从稚气孩童拉拔成懂事少年,在恶劣的环境里端正的成长,就像张伯苓校长说过:‘你不戴校徽出去,也要让人看出来你是南开的。’
每当读到这样的描写,我的内心历时充溢着满腔激情,随同齐先生一起,感受着年轻学子们在内忧外患、风雨飘摇的境地如何读书报国,如何舍生取义。同时作者也用了很多笔墨向我们描述了朱光潜、吴宓等那一代文化大师的点滴风范,让我肃然起敬。
而读到当中国大陆正在土法炼钢,数百万人死于灾荒的那些年,台湾实行九年义务教育,一九七零年到一九八零年,国民中学的教育薪津是由全省的屠宰税支付的!寸有所长,蒋介石打仗打不过毛泽东,但他对知识分子的尊重却远非毛所能比肩,当林语堂、钱穆等在阳明山书斋中专心论述时,陈寅恪、朱光潜他们又在干什么?
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唉,赶得走侵略者却保不住江山,读书人一声长叹!
篇四:《时代之荒——《巨流河》读后感》{巨河流读后感}.时代之荒——《巨流河》读后感
拖了一个多月的书评大坑终于填起来了,结尾有点草。唉,拖太久了。
一、武汉大学
以前有同学向我推荐这本书的时候,我看太厚了便作罢,也不记得理由是何。过了两年来看时,才发觉原来是要我看书里描述的乐山时期的武大生活。我看过后觉得,若是把武汉大学换做其他名字,我倒不会如此惆怅。近日的武大自然不可与往昔相比,且不说那些大师级的老师,学校本身许多传统被连根斩断,人才流失,管理易手,权力多为上级下派,成了货真价实的官本位大学企业。我觉得让这样的武大和那时的武大同名都是对民国学术的一种亵渎。
然而,在多层割断时间点以前,乐山时期的武大如此生动活泼地呈现在我这个武大学子面前,还是具备相当的震撼力的:一是她那保持着民国时期大学课堂兼容并包百花齐放的优美姿态,一是她在国难当头时全校师生艰苦求知的卓越精神,一是她为学生的精神世界所提供的无限自由性和延伸性。尤其是第三点,我并不是为了说她的学术氛围有多好,使所有学生像齐邦媛那样能够和朱光潜先生面对面坐在小屋里谈诗论文,而是说齐邦媛那些性格迥异的同学们,那些有着不同政治立场和人生方向的同学们,虽然天涯殊途,但无不终身携带武大经历的印刻。母校在他们的生命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是国难中的庇护所,也是人生的引导者。或者说,那时的武大秉持大学的精神培养了一代人才。
令我十分感兴趣的,是那时大学生的生活,有许多我未曾想到的细节。齐邦媛上英诗课时,几个女生一边结伴逛街一边背诵诗歌。齐邦媛是最痴迷于此的学生,所以逃离了政治活动,找到一处清幽之地看书。这英诗课并非因为好就受到欢迎,不少学生也为教师严格的背诵要求叫苦不迭。就算是在战争期间,也有翘课和上课开小差的事情,也有因为选修人数少而撤课的事情。这表现了国难不意味着全体学生都会艰苦学习,著名教授不意味着所有学生都爱选他的课。
齐邦媛对这样的大学生活是接受并喜爱的,同时她排斥政治。她不是从一开始就雄心勃勃的学生,而因颠沛流离的童年,才习惯把学习当初一种保护自己的壳,这也助于她对文学保持着天然的直觉。她与那几个热衷政治的同学的冲突,隐隐蕴含着她对一些学生做法的不满。这些情节表现了教学氛围好不意味着全体学生都对学问有着纯洁的认知,而政治压力大不意味着全体学生都对政治产生自觉的参与心态。学生可以在大环境中选择相信和怀疑,众生千面各取所往,不问彼此对错,年轻人便能对自己未来负责,人生可以产生大的张力。
在我看来,齐邦媛所记叙的乐山武大精神中最为可贵的便是这种自由的权力。这种环境与GCD长久以往善于操纵的全民运动和全民宣传有着本质的区别。在我记忆里,学生时代永远都有一个“主流”声音,不仅是“主流”,还是完全“正确”的,与之不同的其他声音都是“错误”的,是要规避的,甚至抵制的,甚至杜绝的。这种要求从公共领域一路侵袭到私人领域,实质是官本位的观念作祟。而在如今的武大,与这种“主流”声音相提并论的恐怕只有物质主义,或者“主流”声音已经被物质主义化了,成为语言腐败的一部分。
此外,作为中文系的学子,今日已再无可能感受到那时学贯中西的大师风采。教学质量与高校扩招成了华丽丽的反比,坦白的说,今日的高校文科教育未必比得上那时的南开中学。因此我也不愿再作对比,是为时代不同,世态各异。可惜即便是同样的科目面前,我们这一代显得不仅
懒惰无能,更叫人难受的是迷惘无知。外语学院小语种是越开越多,好像大都掉进语法的深坑里,职业外语淹没了文学外语。而我所在的中文系的自我尊严已经被经济的大潮冲成了碎片,一切探讨都如缩在壳里的乌龟,或成为那堵威严的政治高墙上的墙头草,其中难有率性的发问和智性的启迪。
二、知识分子的童年
巨流河就是辽河,家在北方。齐邦媛在几十年的人生中经常回忆起这条河,想到那个风云诡谲的年代,倘若郭松龄将军那晚成功跨越辽河,拿下了沈阳,她的一生可能就此改变,千万东北同胞的可能也不会流离失所远走他乡,中华大地的苦难岁月可能不会如此艰苦而漫长,中国近现代史就是另一个面貌。只是辽河边的那一晚,一点点迟疑,一点点怀疑,一点点阴差阳错,错失了良机,一切倒了个。齐邦媛对此忧愤终生。
历史已逝后是必然的,在正在时却是如此具体,具体到在巨变发生后人们可以找出无数个细节的理由去悔恨当初,归结为那些可以避免的偶然。这是否是徒劳呢?齐邦媛表达了这样的态度:不管在学术与政治这两条路上走得多远,她对故乡的惦念永不断绝。她质询的那个历史偶然,促使她不断奋斗;她因那个历史偶然而导致的童年,为她塑造了一生的目标以及追求这个目标的性格信念。
阅读这本书,我想读者难以不为齐邦媛的命途多舛而感叹,也难以不为齐邦媛一次又一次的重新奋斗而感动。然而与这感动同时存在的,并让我同样感受深刻的,是齐邦媛对三四十年代的认知,与长在大陆的我所知的,有着许多具体而微的差异。这差异从大的政治层面到小的生活层面,从客观的判定到主观的感情,随着作者栩栩如生的描述中,在我的脑海里凸显出来。我从她的眼里回看这段历史——其实也无甚意义,我与那段历史毫无人身瓜葛,然则我与齐邦媛有着专业和学校的瓜葛,所以我反而容易接受了这样“熟人”的眼光——这样生动的历史,与我从前得知的碎片以及脑补的景象有着很多不同。
我也不想花时间去一一比照那些差异,纵然大陆这些年也有不少中立化的历史观点,但还无人敢公开言论解放战争是共产党蓄意挑起的,因此那些更多的小的历史细节出现认知差异也是自然的。说到底,我在想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齐邦媛的态度,彰显了知识分子与政治之间的差距。如果一定要以知识分子的角度来审视时代,国民政府的存在具有最强的合法性,政府作风彬彬有礼,具有文明大国风度。文明对一个知识分子有天然的吸引力,而相反对于大字不识的贫下中农则是一种威严乃至威慑。无怪乎无产阶专政的新中国也要对知识分子发动文革来去除对这种威慑的恐惧。
只是想不到政治革命结束多年后,和平时代独立思考的真正意义的新知识分子,回头再看时,实际上已然不是贫下中农的心思了。齐邦媛的想法在某种程度上契合了新时期知识分子对政治的认识,尤其是受齐邦媛的文学人格的感染的人文社科学子。
我对政治和历史并不擅长,然而我不认为“人是政治的动物”与知识分子独立人格产生对立。从接受到的阅读信息中,我能确定的是,齐邦媛所代表传统的文人人格,是一种很独立的人格。
这很有意思,我想解释一下。因为我读到齐邦媛到台湾后,都觉得齐邦媛是一个平常的知识
分子,因为她的天赋和在大学的积淀,她肯定不算平庸,但显然也不卓越。她不够聪明,也不够勇敢,正如她对自己的描述,她的性格相当不够开放。她在大学时对文学诗歌的认知,还是处于年轻人的憧憬阶段,文学对她来说更多是疗养院和庇护所。就算到了结婚生子,做助教,当中学老师,她连“学者”的名号都称不上。这时她都将近三十了,还没有进入到高级研究单位工作。齐邦媛自己说,在中学教课的那几年,她猛补了不少海内外名著,成为了她以后进修做研究的基础之一。那段时期是她人生中最心无旁贷的读书时光。
我读到这里,便觉得有意思了,齐邦媛这人深藏不露啊,工作了以后还能猛读书,还能读这么多,还能想这么多,还能坚持往亲人、工作、学术上投注精力。虽然齐邦媛常常歉疚自己对孩子的照顾不多,然而从文中可以看出她在学校教学时依然将丈夫、孩子挂在心头。在此环境下,她对教书和学习下了很大的一番功夫,我想这也得益于学校对教学本位的坚持,若是换了大陆的中学,会不会变成背诵标准答案和翻来覆去的习题集呢?齐邦媛受了教学相长的益处,如此才算是垫了一些学术的底子。
往后她随工作调动,接触教会学校,后又进入大学任教,逐渐积累起了一些教学经验和与人接触的经验。要知道她大学时是多么冷峻的人,这么长一段时间在不同环境里历练的人情改变了她。担任故宫博物馆秘书时,她与国学大师钱穆有所来往。这段情节,齐邦媛已超出了我的评价水平线,她的可敬之处也逐渐明显:坚定、传统、体谅、谦逊。接着年过四十的她竟然考取了赴美学习的奖学金名额,孤身一人在美国苦读了两年。这实在令人震惊。然后她回国先后任教中大与台大,主持国际学术活动,又担任国立编译馆馆长,介入政局。齐邦媛的后半生,在学术界、教育界和公共知识界都发挥着巨大的能量。
纵观齐邦媛的人生,似乎是一个不断向上的过程,但并非总是幸运女神的眷顾。正如这本书的宣传语所言“一部过渡新旧时代冲突的女性奋斗史”,齐邦媛的个人努力显得如此重要。她在关键时刻做出的决定是那样坚决果断,她对于自我的批评和发展是那样坚持,她对家人和社会的关怀是那样持久,她像一本历久弥新的书,又是一个老当益壮的战士。我记得许多个她挑灯夜战的场景:为等半夜处理突发事件的丈夫平安归来挑灯夜战,为给学生备课和抄写试卷挑灯夜战,为赶着读书和做笔记挑灯夜战,为写论文挑灯夜战,为编译书籍挑灯夜战,为探讨出版法案挑灯夜战,为国际文学交流活动挑灯夜战„„地点,有在台中、台北、美国、欧洲等等,她在自己生命的每一个阶段都不曾浪费时光,用心地学习工作。
而更重要的,是读者跟随齐邦媛的脚步往前走时,你能感受到她的节奏简直是愈来愈快,越来越强。走到六十岁,她还经历了车祸,伤愈后还继续进行编译工作,在台海开放后还以七十多岁高龄重回大陆故土一游。这样猛的节奏,这样强的生命力,有没有来源?我想是有的,那就是她内心的一种传统,一种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
这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长时期的磨难和拼搏中逐渐形成的。童年的颠沛、亲人的离散、中学和大学的教育、张大飞、父母、丈夫、在台中教书等等这些因素缺一不可。齐邦媛幼时面对国仇家恨无能为力,然而长大以后她将这份深远的情感转化成个人奋斗的动力。有人特别指出张大飞的爱情是支撑齐邦媛的重要因素,我觉得其实那个逝去的人和那个时代一起成为了齐邦媛的精神宝藏。颠簸了一生后,齐邦媛终于回到早已变样的故乡,一切荒芜,半世纪前的痕迹被抹得干干净净,那个让她日夜思恋的东北却不认识她了。也许她就是以这种家国热忱支持着半世的奋斗,最后她的奋斗硕果累累,影响了战后台湾一代华语文学,然而荒谬的大陆历史仍然辜负了她的归心。
回到这个问题:人们试图为历史的糟糕结果寻找当初那个成因的偶然事件,这是否是徒劳的?齐邦媛用一生回答了这个问题,她在力所能及的时候,把握住了自己生命的许多个偶然和必然,以己之力朝着理想奋进。那个给她伤痛的时代永不复归,无数学子收益的时代却由她开创。这大概就是真正的知识分子面对苦难时的人格,坚强不逃避,并用历史的反思和知识的力量去反击命运。
三、文学与人生
曾听闻一句话:“作家的童年大多是悲惨的。”的确,童年的命途多舛培养了作家本人对外界事物超乎常人的敏感。但并非所有悲惨的童年都能孕育出一个优秀的作家。
齐邦媛的这本自传,充满波折起伏的内心情感,而与许多作家不同的是,她控制情绪的不是写作技巧,而是深厚的阅历和超脱的心态。她试图用冷静的叙述去描写记忆中的事件和当时的情绪,而随着年轻的情绪泛上来,她又将其导入未来的反思中。
这是一本高龄著作,一位老人回忆事情难得有如此清醒而坦诚的心态。我们可以想到许多老人(甚至在他们还未老时)在回忆过往时容易陷入一种伤悲或者自负的情绪里,他们要么对以往的人生遗憾感伤不已,要么以过度的骄傲抵抗岁月对生命的侵蚀。老人的回忆往往支离破碎,残缺不全,以他们希望的方式组合在一起,好给他们安享晚年的理由。这大概是因为少有人认真思考过他的人生,尤其是面对生命中的不可抵抗之力时,他们习惯接受和随波逐流,便难以为自己的人生理出一条线路来。
说来又有多少人真的相信人的生命是自己主宰的呢?又有多少人真的愿意对所谓的命运束手就擒呢?但凡人类都在二者间徘徊不已,无法抉择行动,于是犹疑恐惧耗费了我们许多人的时间。这些犹疑却又往往在回忆中被淡化,我们总是说自己做了什么,没做什么,后悔做了什么,后悔没做什么。那些耽误时间的犹疑好像都没了价值。
我想齐邦媛不是这样想的,她对自己的人生记得相当完整;不仅相当完整,还层层叠进,前后呼应。她从来不否定自己犹疑的价值,她总是由许多年前想到许多年后,由许多年后引回许多年前。她仔细记叙儿时对一草一木一座山一个场景的心情,这些仿佛没有任何用处,但却成了她人生中永不磨灭的精神家园。对她而言,生命是连续的,是有因有果的,是可以改变的,所以这本高龄著作得以面世。
这些是齐邦媛控制情绪的方式,或者说她根本不需要控制情绪,因为情绪已经在她的生命里有过结果。我必须要说,从小说的角度上看,《巨流河》决然不是那种令人拍案叫绝的才子书,才情不是成就这本书的主要驱使。《巨流河》是个人传记,像史书,又充满温情的描述,甚至大段抒情:记叙时代的动乱,是在讲着阴郁残酷的历史事件;记叙个人的感情时,是在讲着朦胧的青春故事;记叙阅读的感想时,是在吟唱永恒一般的诗篇;记叙对大小具体人事的看法时,又是理据皆有的慷慨陈词。{巨河流读后感}.
少有人能成功处理好如此丰富的材料。文学巨匠自然是有这样的实力的,但是文学巨匠的思维往往超越了现实,天马行空,因而凡人难以追随。而齐邦媛只是紧紧抓住一个时代的现实来写,
她对这个时代的感受至深可想而知。她的每一念头,都让读者感同身受,深为动容。
所以我由此知道了老人写作的好处。老人往往是说什么都有道理的,尤其在我们这些年轻人看来,总有许多已经度过的时光成为他们威严的碑刻,让人无法揣测更多。但是老人又显得脆弱无能,只会念叨过去的故事,不曾看向未来,年轻人自然又会轻薄了老人的想法。老人对于社会的意义,只是他盛年时所做的一切吗?老人真的只是上个时代上一段河流冲刷过后的沉淀吗?如果把社会的价值集中在中青年上,老人就显得甚为过时和多余。老人只是一种纪念碑,一面展现畏惧将来的镜子。
好在齐邦媛不是那样孱弱的人,她以老人的眼界看着未来,由于她一生经历之多,这最后的目光几乎成了必然的,因而充满坚定不移。这坚定的目光将会激励许多这个时代的年轻人。
而对于齐邦媛,文学给予她最大的礼物,大概是她学会了坦诚面对自我和他人,学会了正直与明智地做人,学会了体谅自我和别人的苦难。所爱之人的伤逝与无法承担的苦难教她皈依宗教,她却不曾窝在一个理想的天堂里,她依旧看到现实,依旧为改变而奔波。
就一本个人生平事迹而言,齐邦媛在书中对于文学诗歌的记叙已经太多了,这些似乎远不如她和张大飞的感情故事让人看得津津有味。而就一本作家的个人自传而言,齐邦媛的记叙肯定远不如她真实心胸的丰富充实。我们看到她从一个爱哭的小女孩长成战后台湾文学之母,她背后仿佛一直站着那些伟大人物的身影,而且越来越多。
《巨流河》的宣传语云:“一部反映中国近代苦难的家族记忆史;一部过渡新旧时代冲突的女性奋斗史;一部台湾文学走入西方世界的大事纪;一部用生命书写壮阔幽微的天籁诗篇!”这四个短句的关系,在我看来,家族记忆史是作者奋斗史的来源和动力,而文学大事纪是作者奋斗史的成果,最后的天籁诗篇则是对齐邦媛厚重的一生的评价。
现如今,在信息发达的高科技时代读到这样的传记,不免有点时代之荒的怅然。
向那段岁月里奋斗过的人致敬,向爱国者们致敬,向文学研究者们致敬。向齐邦媛先生致敬。
篇五:《巨流河读后感》《巨流河》读后感
近些年来与国共内争关系密切的回忆录出过不少,但似乎还没有一种比齐邦媛的《巨流河》更值得看。这本书丰富而复杂,故人,往事,政治,学术,流离之痛,家国之殇,般般件件,纷繁错杂;文笔既隐忍含蓄,又不无偏激;叙事既满怀惆怅,又饱含深情。与其说它是一部关于个人身世的记录,不如说是一曲为故国招魂的挽歌。故国何所指?一言难尽。本书开端即逞现出一股豪气,使读者顿生壮怀激烈之感。然而开篇不久,作者的叙述由激昂转为低回,直至一曲终了。而主角也由作者父亲转换成作者本人,从东北到关内、西南,再到台湾,从懵懂幼稚的孩童,到青春飞扬的学子,再到名满东南的学者。——可她却觉得自己始终是个“弃儿”。
作者的叙述透露了许多信息,要而言之,是“四个不”,即不甘、不满、不齿、不屑。
一、不甘、不满
作者齐邦媛的父亲齐世英,早年留学异邦,26岁随东北新军将领郭松龄起兵反奉。举事前郭说过:此事成功固好,若失败则大家皆须亡命,但一帮热血青年都信心满满。巨流河一役功败垂成,郭全家受戮,齐自此离乡背井,亡命天涯,后终老台湾。巨流河之殇成了齐世英永远的痛。对这种结局,他心有不甘,终其一生,不断地奋斗,试图恢复东北,恢复全中国,同时也在不断地反思。
“九一八事变”发生,东北人纷纷逃往关内,齐世英却反其道而行之,孤身一人秘密潜入东北会见义勇军首领马占山等人,鼓舞斗志,安排人事。抗日战争胜利后,苏联背弃与国民政府的协议,大力扶植中共武装,致使东北陷于林彪之手。齐世英等国民党中坚分子均痛心疾首,万分不甘——
检讨战败过程中,认为军人背叛和共产党煽动民间的不满是主因,必须展开绵密的反共防谍网,巩固蒋介石的领导权。
林彪就是利用东北的物力、民力,配上苏军俘来的日军和伪军的武器组成第四野战军,一直从东北打到广州和海南岛......一直到我们收复东北时,中共在东北还没有什么力量,以后依赖俄国的扶持才坐大。俄国扶持中共固然是促成东北沦陷最主要的原因,而政府用人不当,方法不对,也须承认。
抗日战争胜利后,由于国民党国际和国内政策失误,东北首先落入中共之手。他辗转万里,孤身来到台湾,家国俱失,何等悲伧!
直到晚年,齐世英依然念念不忘,“抗日胜利后,东北人民不分男女老幼皆倾向中央,只要中央给点温暖或起用他们的话,他们一定乐意为国效劳。”
——东北人民不分男女老幼皆倾向国民政府!是耶,非耶?
对国民党丢失大陆,齐世英与其他国民党人一样,既不甘,又无奈。
再说不满——
1948年11月,东北陷入共军之手,国民党的东北“地下抗日同志”未能离开。有的人写信给齐世英说:
我们半生出生入死为复国,你当年鼓励我们,有中国就有我们,如今弃我们于不顾,你们心安吗?
其实,齐不仅于心不安,而且有着与同志们同样的意见,对国民政府丢失东北不满,对中共坐享其成占据东北尤其不满。与齐一样,他的女儿、本书作者对1949年以后中共在大陆上的各种政策措施,更是满腹怨愤:
由于父亲一直在国民党政府做事,祖居庄院早已被摧毁,祖坟也犁平为田,村子已并入邻村茨林子。……齐家祖坟既已被铲平,……我父祖铁石芍药的故乡,已无我立足之地了。因是“美帝”的基督教会大学,解放之初即被断然废校,美丽的校园,著名的未名湖,硬生生地变成了北京大学校园。……我相信在二十世纪后半叶的中国,没有多少人可以公开怀念燕京大学和她的优雅传统。
(文革期间,)这些我在大学受业的老师几乎都未能幸免,所受之苦,是中国文人百年来受政治播弄之苦的极致,即使倾三江之水,也洗不去心中的愤慨憾恨啊!
回到南京……我从鼓楼小学门口走过去走过来,没有看到那黯黑狭隘的一扇破门上挂的是我母校的校牌!……我不能相信它竟如此窄小简陋破旧。鼓楼小学在南京是个有相当历史的小学,如果没有亲眼看到它如今的光景,绝不相信记忆与现实会有这么大的差距!
——连笔者都觉得,齐邦媛女士的苛求实在有点过分。南京经历了日军屠城浩劫,百姓惨遭屠戮,城阙惨遭摧残,面貌必然大变,而且新中国的建设日新月异,为什么必须保留一所“有相当历史”的小学呢?
民国之父孙中山先生的陵寝,一直被国民党人视为神圣之地。但中山陵的现状却让他们失望和不满。1999年,在时隔半个世纪之后,齐邦媛回到大陆:
我希望去看看中山陵。……疏疏落落地有些人在石阶四面上下,没有一点肃穆气氛。以上种种,都使作者对“新中国”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作者当年因偶然的机会离开大陆去台湾,对于不能回归故国,一直耿耿于怀,但说到大陆的“文革”等诸多恐怖的运动,作者又表示了极大的庆幸:
当年上海的虚荣若是吸引了我留下,我早已成“黑五类”而被斗死,即使幸存,也必须耗尽一生否定真正的自我。
——这是真的,从后来30年的事实看,齐女士和所有去了台湾的中国人,都应该额手相庆。
二、不齿、不屑
作者对中共建政后所做的一些事似乎只是不满,对中共夺取大陆前的一些行迹则十分不齿——
在我迷恋诗词、神驰于文学,对政治除了抗日爱国之外几乎是“无知”的那些年,原来另一场风暴已经在酝酿了。
——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是作者在南开中学的同学。作者认为“内战的转折点是原在北平抗共的傅作义于1949年1月响应共产党的停止内战、和平统一”,“后来我读到他的女儿是劝降者之一。”接着便发了如上一通感慨。如果说这种感慨的含义还不太明显,那么下面这段话的态度则非常明确了:
这是我独立为人第一次见识到政治的可怕与谎言。在我生长的家庭,革命与爱国是出生入死的,有情有义的,最忌讳翻脸无情,出卖朋友。
这件事的缘起,还得说明一下。国共共同抗日时期,双方私下里小动作不断,共产党秘密地在学生中发展进步分子。学生群体也发生了分化,有的安心读书,有的则逐渐卷入政治活动。齐邦媛属于前者,而她的一些出身低微的同学则属于后者,她们被称为“进步”同学。由于齐的父亲是国民党要人,还由于齐不肯参加有明显倾向的学运活动,尽管她父亲坚决抗日,她潜心求学,进步学生仍然与她划清界线,视她为异类,并对她和她的家庭多有指摘,一个曾经很要好的同学“侯姐姐”竟然骂她是权贵余孽!作者就是在受到刺激后发表了如上的看法。以我的理解,作者在此指斥的对象,既是“候姐姐”之流,也是中共。据已公布的各种
历史材料,实际上中共最高层的主流派和当权派从来没有打算与国民党和解,从来没有打算接受国民政府的统一领导,也从来没有打算联蒋抗日(朱德、张国焘、周恩来等高级领导人对此进行了抵制和批评,并因此而靠边站。),他们打着抗日的旗帜,积极扩张地盘,发展军力,为最终夺取全国政权做准备。作者在此表达的其实正是对中共口是心非、罔顾大局的义愤。
中山中学在胜利后由四川迁回沈阳时他(指王天民)担任校长,原以为可以服务故乡,安定办学,一九四八年共军进城,他一家十口辗转逃来台湾。
——这是典型的春秋笔法,寥寥数语,便可给读者强烈的暗示。以下几条信息则接近于揭露和控诉:
纪录片《柏林沦陷四十年》:五月二日盟军进城之日,幸存的百姓躲进地下室,被抢先进占的俄国兵拖出来刺死、强暴,接着进城的英国军车在路边捡拾小孩,带他们去吃饭,美军在旁警戒......德国投降时,苏俄坑杀降卒二十万,埋在由汉堡流往捷克的易北河沿岸。这真让人震惊和意外!此前的教科书只是告诉我们,日军在南京烧杀奸淫,美军在北京上海横行无忌,国军在根据地杀人如麻,却不知道共产主义阵营的老大哥苏俄竟然做出此种令人发指的事来。至于以下各种现象,以及与此类似的各种欺骗和虚伪,我们这些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人自然不会感到陌生和意外:
一九五0年韩战爆发,大陆一片“抗美援朝”声。参加村民大会时,冬天大家坐在热炕上,征兵的干部请志愿参军者站起来,一面叫人在炕下加火,热得坐不住的人刚一起身就被鼓掌,欢迎参军!
一九五三年七月韩战结束后,幸存者选择自由退伍或回乡,不愿回大陆的一万四千多原志愿军官兵来台湾,成为全球瞩目的“一二三自由日”。
这当然只是齐邦媛女士的理解。我对于“一二三自由日”,此前则几乎一无所知。“维基百科”是这样解说的:
1950年6月,韩战爆发。期间被联合国军俘虏及在阵前易帜的军人共173700人,中国人民志愿军有21400人被俘。中共方面一直坚持要求联合国军无条件遣返所有战俘,无论他们是否愿意回到中共统治下,中共的立场被联合国军拒绝。双方最后达成协议,战俘可以自由决定去向,后来共有14235人选择前往台湾,选择回大陆的志愿军战俘大多受到政治审查、被开除党团籍或拒绝其入党。1954年1月23日清晨起,14850名中国反共战俘,7650名韩国反共战俘得到释放。前往台湾的反共战俘于1954年1月23日,由基隆上岸抵台,接受全台湾民众的热烈欢迎,被称为“韩战义士”。他们在台北市区游行,市民张灯结彩,表示庆祝;全台湾各大城市自由钟,都敲响23下。中华民国政府特设“一•二三自由日”以纪念这个“从中共手中解救大陆同胞”的事件;其后在泰国曼谷举行的“第一届世界反共联盟大会”中通过,并通电全世界同为反共阵营的国家,吁请一致响应,这即是一二三自由日的由来。随着冷战气氛转淡、以及两岸局势的稳定,中华民国政府停止动员戡乱,各共产主义国家政权也于二十世纪末逐一崩解,此纪念日已于1993年改名为世界自由日。
这些说法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但倾向性比较明显,与大陆出版的《志愿军战俘纪事》等文献有较大出入,但其间总是可以透露一些事实的。
虽然共产党夺取了大陆,建立了政权,国民党败走台湾,偏居一隅,但作者和那些1949年以后去台湾的中国人一样,对台湾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成就充满自信,视台湾为中国文明、文化、精神传承的正统,而对大陆“新中国”的各项建设颇为轻视,甚至是不屑——自从一九四九年播迁来台,台湾文学作家得以延续中国文学传统,创造出值得传诵的作品,好似开了一扇窗子。作品的年代横跨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七四年之间,......二十世纪后半叶的文学不仅在此延续,而且由于处于开放社会的台湾作家在思想深度和技巧上的努力,已使中国文学的主流更加波澜壮阔了。
(台湾编选的《英译中国现代文学选集》)出版之后,华盛顿大学转来十六篇评论文章,几乎全是肯定的赞誉。最令我们欣慰的是A.R.Crouch的书评,其中有一段说:……选集中很少有表达政治意识之作,与当前中国大陆文学中的单调宣传形成显著对比,是一种令人愉悦的解脱。
——这本中国现代文学选集,选的全是1949年-1974年在台湾出版的作品,约七十万字。而这几十年间,中共统治的大陆,确无可观之作。故我建议,今后大陆有关机构出版“新文学大系”之类的煌煌巨著时,1949年-1976年间的文学代表作,即以台湾的这本选集代替。这或许可以成为两岸文化合作的一段佳话呢。
(钱穆《国史大纲》引论说:)“以我国人今日之不肖,文化之堕落,而犹可以言抗战,犹可以言建国,则以我全民文化传统犹未全息绝故。”......此段文章,使我更具体地了解他为什么肯在蒋先生邀请下,舍香港而来台湾定居,以为可以安度余年,因为他也和那时所有中国人一样,有八年之久相信抗日救国的必要,而一九五0年后台湾仍是捍卫中国文化的地方。看过该书的读者会发现,作者对大陆在道义、学术、文学、社会诸方面都表示了明显的不屑。这确实让我感到有一些意外,但更多的是沮丧。
三、其他
其实,《巨流河》又何尝不是为故国招魂的书呢!这个“故国”指的是什么?答案既复杂,又简单,相信读者看完我这篇读后感就会明白。我同意作者的意见:不能以成败定英雄;我也同意哈佛大学讲座教授王德威先生的意见:回应时代暴虐和历史无常的最好方法,就是以文学书写超越政治成败的人与事。然而,《巨流河》虽然显示了“极大的谦抑和低回”(王德威语),却未能实现对政治和人事的真正超越。
巨流河与哑口海,这两个地名的确意蕴丰富,惹人遐思怅想。但是,从巨流河到哑口海,并不意味着遗忘和消逝,它正是历史和时代大潮自然的流向。逝去的一切不再回来,历史之河不会倒流,而波涛汹涌的大海最终要归于平静。——平静才是人间正道。我相信这也是台海两岸百姓共同的愿景。但平静的海平面下,潜伏着壮阔的波涛,谁也说不准它何时会再度掀起惊涛骇浪............
篇六:《读《巨流河》有感》读《巨流河》有感
李彦心
今年暑假,读了一本极具传奇色彩的小说——《巨流河》。他描述了一个女人,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如何的创造她辉煌的人生。
她就是齐邦媛,我在读这本书之前未曾听过他的名字,却在读完这本书之后,对他产生了敬佩之心,他出生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一个普通的家庭,在当时的卫生条件下,她本撑不过那个冬天,但他的父母却不愿意放弃他,以至于他在冷冽的北风中存活下来,他的父母和他自身的毅力,给予了她莫大的鼓舞与动力,让他以后对生活总抱着一种积极乐观的态度,和顽强拼搏的力量。
齐邦媛的一生中有两个对他来说很重要的男人,一个是他的父亲,另一个是张大飞。齐邦媛的父亲是齐世英,是一位很具学识有新时代意识的新新男性,在早年便留学德国,在哲学方面非常用心,他认为新时代的女性也应该要学习,而不是一辈子困在农家的小院里,于是1938年的时候父亲将她送到了南开中学,齐邦媛自身的学习天赋与后天的对学习的执着与毅力让她考上了武汉大学的哲学系,后来发现她的外文成绩特别好,于是他便转到了外文系,受教于著名的朱光潜先生,在这段时间里,她读了很多的外国的好书,也为他后来的翻译事业奠定了基础。
另外一个对她来说重要的男人,他让这个花季的少女感受到了无比的温暖与快乐,他就是张大飞,他的父亲被日本人残忍的杀害,于是他放弃了学业,成为了飞虎队的一名飞行员,从此“生命中,从此没有眼泪,只有战斗,只有保卫国家”。张大飞一直都与齐邦媛有着
书信的往来,直到26岁的他英勇殉国,他的出现,带给齐邦媛力量与温暖,是除了父亲另一个她带来重要影响的人,1999年五月,张大飞的名字被列在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纪念碑上,他的名字和抗日精神将永远存于我们的心中。
齐邦媛结婚后,一直致力于教育和翻译事业,他教出来的学生都很有成就,很多学生还经常去探望他,此外她还翻译了很多的作品,其中包括了林海音的《城南旧事》,他也与很多著名的作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的外国史,美国精神的教学,吸引了许多学生去听,结果教室都坐不下,只能去大礼堂讲课;对于翻译,他已经熟能生巧,他曾说“翻译本身是迷人的工作。但是,必须你已能达到两种语言的很高领悟层面,可以优游与两种文化的情境,进出自由,才能做文学翻译,字典反而只是一种辅助,一种验证而已。”由此可见,她对于翻译这项事业是十分热爱的,是专心致志的。
从这本书中,我读到了一种精神,很简单,就是坚持,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齐邦媛能够一边逃难,一边用心的去学习,去背诵诗歌,她逃进了诗歌的美丽殿堂,暂时忘却国破家亡的苦楚,人类历史上美丽的诗篇,在那时给予了齐邦媛莫大的鼓舞与支持,起到了疗伤的作用。
《巨流河》带给我的感动与震撼远不止这么少,我从台湾同胞的笔下读到了那个水深火热的中国,让我了解到那时的时代背景下悲欢离合的故事。
篇七:《钟永新·人生如河如斯去山形依旧枕巨流——齐邦媛《巨流河》读后感(钟永新)》人生如河如斯去山形依旧枕巨流
——齐邦媛《巨流河》读后感
钟永新{巨河流读后感}.
在每个人的记忆中或许都有一条河的存在。
最近读到齐邦媛教授的回忆录《巨流河》(三联书店版),她以抒情的文笔、丰富的史事回忆了从东北到华东,辗转西南,最后渡海到台北,跨越大半个中国,纵横近一世纪的人生历程。{巨河流读后感}.{巨河流读后感}.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东北中山中学这批流亡学生在齐邦媛父亲齐世英先生的带领下,从南京开始,颠簸流离,历经汉口、湘乡、桂林、怀远,最后入川到自流井静宁寺才安定下来,齐邦媛就是其中的一位参与见证人。在艰难的生存和学习环境里,他们以“中国不亡,有我”的不屈精神支撑着瘦弱单薄的身躯,接着齐邦媛又先后就读于迁到四川的重庆南开中学和乐山武汉大学,和许多普通青年一样,将个人的青春命运谱写在了大西南的山山水水间。
其中最让我难以忘记的是齐邦媛少女时代倾慕的士兵张大飞,他不幸在抗战中以身殉国,年仅26岁。书中描写到一个细雨的黄昏,他们最后一次见面,而后不久得知张大飞牺牲的消息,但在那样战火缭烧、命如蜉蝣的年代只能坦然以对。1999年,齐邦媛回到大陆在“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纪念碑”上寻找到了张大飞名字,本书章节里便附录了一张她在碑前留影的照片,眼神间流露出一种作者自述“舍弃有时”的复杂感情,这是今天那些不负历史责任、夸大虚构剧情的影视片所无法感知体会得到的。
本书前半部分主要是动荡时代的学习回顾,后半部分则是她在台湾进行文学传播的教书生涯,如引入西方文学到台湾、译介台湾文学到西方,其贡献正如白先勇先生所评价为“台湾文学的守护天使”。不过近来我才对齐邦媛的著作有些了解,看来对于台湾的文化交流成果还应该多些关注。
从巨流河开始,人的一生就这样悄无声息的过去了,那是20世纪许多知识分子的共同命运河流。今天的一代人又将如何延续,走出自己的河流呢?有的已经没有太多太高的精神追求,有的则长久处于漂泊奔波的焦虑状态。每个时代都应该有每个时代的作为与贡献,年轻的终将也会老去,面对逝者如斯夫的岁月之河,你将如何写下自己烙印的人生呢?请不妨翻读一下《巨流河》。{巨河流读后感}.
2013年3月31日北京花家地
版次情况
书名:巨流河
作者:齐邦媛
出版社:三联书店
ISBN:9787108035561
出版时间:2010年10月
篇八:《生死爱恨,终成平流——读《巨流河》有感》生死爱恨,终成平流
——读齐邦媛先生《巨流河》
岁月是一条蜿蜒曲折的河,时而巨流涛涛,时而安静缱绻。
读《巨流河》是在两年前,最近看到朋友圈有朋友分享读书笔记,又拿出来翻看。一本书果然如同一位长者,每次与他交谈,都会因心境的不同而产生不同的感受。
年过八旬的齐邦媛先生,用生命书写了史诗般传记《巨流河》。所谓“巨流”实至名归,书中涉及战争、和平,家国爱恨,既有历史兴衰更替的气味,也有个人生命荣辱的印记。
第一次读,震撼于书中所呈现的抗战岁月。时时刻刻命悬一线的时代,死灰漫天,一个十二岁的孩子,因为死亡的迫近过早产生了恐惧,提前成熟。颠沛流离的战乱中,齐邦媛先生一家经历了生离死别。亲眼目睹小妹妹死去,母亲病重,送哥哥去战场,更别提不断的辗转搬迁,这些都是我们这个年龄所不能想象。“在我成长的全部岁月里,日本人的穷追猛炸。每一天太阳照样升起,但阳光下,活着是多么奢侈的事。”仅仅活着,就已经是最最奢侈的存在。
在这样一个年代一切感情都放大百倍,尤其是当张大飞(齐邦媛的恋人)殉国,作者这样写:“我心中对张大飞的悲悼之情,沉重又难言。我不知如何恰当地称呼他的名字,他不是我的兄长也不是我的情人,多年钟情却从未倾诉。想到他,除了一种超越个人的对战死者的追悼,我心中还有无法言说的复杂沉痛与亏欠,谈到他的任何轻佻
语言都是一种亵渎。”“张大飞的一生,在我心中,如同一朵昙花,在最黑暗的夜里绽放,迅速阖上,落地。那般灿烂洁净,那般无以言说的高贵。”齐邦媛先生笔调极内敛、克制,读来却难以自已,眼泪常不经打转即簌簌落下。当56年后,齐邦媛先生回到南京,来到抗日航空烈士公墓,她再次与张大飞重逢,多年前那个拥她入怀的如兄长一般也同恋人一般的青年才俊,如今成了黑色大理石碑上的一个名字,天人永隔。
有时候在想,如果他们生于我们的年代,也许恋爱,工作,结婚,生子,平凡而幸福,在各自的行业做出贡献,取得成就,成为令人羡慕的楷模。也许他们最大的奢望就是这样,可叹造化弄人,让他们经历了生命流离,又尝尽死别苦痛。
第二次读,却感受到一股坚韧的生命之力。齐邦媛出身名门世家,历经家国苦难,却如凤凰涅槃,历练出坚韧的品质。战火纷飞的岁月,少年齐邦媛仍然潜心读书,用她自己的话说,忘不了炸弹声中的朗朗读书声,忘不了女生宿舍的有趣故事,忘不了同甘共苦的少年朋友。苦难练就其心志,文学滋润其心灵。张伯苓校长、朱光潜教授都对齐邦媛先生有过深远的影响。最令我印象深刻的就是齐邦媛在读大学时,租住在一个带窗子的阁楼,在那里如饥似渴地阅读古今中外的名著,尤其是外文诗歌,窗外流水潺潺清风自来,文学激发先生无限想象,在这里生发几多情怀,好一位风雅人物。而后来齐邦媛去往宝岛台湾,参加台湾国立编译馆组织的语文教科书修订工作,曾引起巨大非议和攻击,但齐先生坚持教育与政治脱钩,即使被扣“动摇国本”
的帽子,仍旧坚持初心,这份难能可贵的品质来自少年时代的经历,也受昔日师长给予的信念影响。钱穆先生是齐邦媛先生好友,钱穆先生的观念“希望国家和社会能在安定中求进步,而不是悍于求变,以戾气损伤文化。”在今天,这样的观点依然直戳国人脊梁,也许我们走得太快,很少停下来听听内心的声音。
若论教育,民国大师们无不在自己的小岗位上做起伟大成绩,直至今天传为美谈。工作数年,作为无数园丁中的一个,我却很少从国与家的角度,衡量自己在社会经纬中的立场,也许经历颇少,也许见识短浅,无论什么缘故总是自己的不是。想来必须振作自己,站在新的高度重新审视自己每天所做的一切。
杂七杂八,扯的远了些。回过头来看这部传记,为什么题名《巨流河》?在我看来,齐邦媛先生经历的生离死别犹如一条长河流过,回想昨日,那些涛涛巨流终究水平如镜。这是一种怎样的生命境界?也许今天的我看这本书又嫌太早了些。
